说起河南安阳那个老案子，刘国胜这名字到现在一提起来，还让当地人心里发毛。

这家伙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干的那些事让人想起来都觉得社会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渣存在。1983年那会儿，安阳搞了个万人公审大会，五万多人挤在那儿，眼瞅着他被枪决了。

刘国胜这人，出生在五十年代末的安阳农村，家里条件一般，父母都是地道的庄稼汉子。他小时候没啥特别的，长大后进了当地纱厂当工人，那时候工厂是安阳的支柱产业，棉纺纱线啥的，一天到晚机器转个不停。他干的活儿不重，捡纱线、运布匹那种，工资够养家糊口。

可这人骨子里就有股子歪劲儿，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爱纠缠厂里的女工。不是开玩笑的那种，是真动手动脚，抓胳膊拉衣裳，吓得那些女孩子晚上都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厂里头管事儿的人知道他的名声，私下里警告过好几回，但那时候证据抓不住，他总能蒙混过去。

1980年，他因为小偷小摸进过局子，蹲了半年牢，出来后表面上老实了点，可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1981年9月25日晚上，他干了件更缺德的事儿——溜进纱厂职工医院的太平间，对一具刚送来的年轻女尸下手，先是侮辱，然后用斧头砍下头颅。

医院发现尸体不对劲，警方赶紧介入调查，他被传唤了，可惜证据链不全，血迹啥的没法直接对上号，只能放人。这案子就这么悬着，他倒好，继续在厂里晃荡，眼睛老往女工身上瞄。厂里流传他的坏话，有人说他心理有问题，爱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住院的时候，医生护士都躲着他走，生怕沾上晦气。话说回来，那时候社会上治安管理还挺松散的，纱厂这种地方人多眼杂，他这种人钻空子太容易了。结果呢，这些小动作积累起来，就成了他后来酿大祸的根子。

刘国胜在纱厂的日子，说白了就是一堆烂账。他不光是调戏女工，还干过偷窥宿舍的事儿，半夜爬墙头往里瞧，厂保安抓到过一次，罚了点钱就了事。他自己倒觉得这是“乐子”，从来不觉得自己有毛病。1981年那太平间案子后，警方虽放了他，但心里有数，把他列为重点盯防对象。

结果他不长记性，1982年春天又因为胃痛住院，这次住进纱厂职工医院。那医院是厂里的附属，小地方，护士不多，值班表一目了然。他住院期间，眼睛直勾勾盯着那些年轻护士，尤其是小晁，那姑娘才20岁，长得水灵，是医院里公认的漂亮妹子。

他先是试探着搭讪，递纸条要水要药，小晁客气接待，可他得寸进尺，上手调戏，被小晁当场骂走。围观的病人都看热闹，他灰头土脸地回病房，脸上挂不住。从那以后，他住院时间拉长了，医生给他开了些药，他却总找借口拖着不走。

厂里头有女工被他骚扰过三四回，有一次在后巷堵人，拉扯衣领差点出事儿，幸好路过的工人赶上，他才没得逞。这些事儿厂里私下处理，没上报公安，不然早该抓他了。他住院的3号病房，本来住两个人，可巧那俩都出院了，他一个人占着，夜里四处转悠，护士站的人都觉得他不对劲。

这家伙的反侦察意识还挺强，知道警方盯着他，就低调点，可骨子里的那股子邪劲儿压不住。1982年10月5日那天，他看准小晁夜班，下午就假装肚子疼去诊疗室找她。小晁值班到早上7点半，医院人少，他算准了时间下手。

结果呢，他意图不轨，小晁反抗，他一气之下掐死她，然后用工具肢解尸体，把头砍了，躯干藏在医院公共厕所的水泥板下面，衣服扔到郊外水沟里。次日早上，接班护士发现小晁不见了，医院慌了神，赶紧报警。同一时间，郊外一个村民挖地时翻出血衣，公安也接了报案。

这两头一对接，案子就串起来了。刘国胜这时候还在医院躺着，警方从档案里翻出他的前科，立马锁定嫌疑人。他察觉不对劲，想出院，医生按警方意思夸大病情，稳住他。他急了，主动说要帮医院打扫卫生，特别是厕所和太平间，这举动太可疑了。

公安便衣跟着他，一搜厕所，就挖出无头女尸，经鉴定正是小晁。证据链齐了，他被抓进局子，一开始还嘴硬，死不认账。可血衣、灰尘样本、尸体鉴定一摆出来，他扛不住了，全招了。不仅小晁案，还交代了1981年的太平间旧案，和厂里那些侵害女工的破事儿。

原来他不止这些，心理扭曲到家了，干这些事时没半点愧疚感，就跟吃饭喝水似的。警方一挖，这家伙的底细全露出来了，早年农村时就爱欺负村里女孩，长大进厂后变本加厉。

纱厂这种环境，工人多，管理松，他钻了太多空子。要是早点严管，他兴许就没机会作恶多端了。这案子也暴露了当时基层治安的漏洞，医院太平间没上锁，厕所随便进出，这些小问题酿成大祸，教训深刻。

抓到刘国胜后，公安没急着结案，而是深挖细查，确保万无一失。他供词里头，太平间案的细节对上了医院记录，那女尸是意外身亡的，送来太平间还没火化，他就下手了。砍头后，他把头扔河边，躯干塞回冷柜，以为天衣无缝。

公安走访了医院所有值班记录，确认那天夜里只有他进出诊疗室，监控虽没有，但目击证人多。一个病人听到摔打声和叫喊，以为护士吵架，没当回事，现在成了铁证。医院大扫除那天，他主动擦厕所，不让别人靠近，便衣一盯，立马露馅。审讯室里，他想跳楼自杀，被拦住后才老实。

整个调查从10月6日报警，到11月底卷宗移交检察院，花了不到两个月，效率高得惊人。那时候公安刑警大队人手有限，全靠走访和物证，硬是把链条扣死。这案子也牵出纱厂的管理问题，女工宿舍没警卫，夜班护士单人值守，这些隐患暴露无遗。

安阳当地媒体后来报道过，强调基层防范的重要性。刘国胜的供词成了关键，检察院起诉书列了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流氓罪等多项，罪名坐实。他从农村小子到厂工，本该安稳过日子，却因为那点歪心肠，毁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要是换现在，高科技一用，早破了。可那年代，全凭人工，这也更显出人力的价值。案子移交法院后，社会舆论沸腾了，安阳老百姓议论纷纷，都说这种人渣必须重判。法院受理后，快速审理，没拖泥带水。

1983年1月，安阳中级人民法院定下公审日期，选在郊外空地，通知全城。为什么万人规模？一是震慑，二是教育，让大家知道法律的威严。刘国胜的案子影响大，纱厂几千人受波及，医院职工人心惶惶，公审就是给社会一个交代。

1983年1月28日，安阳市人民法院在郊外开公审大会，五万多群众到场，挤得水泄不通。检察官宣读判决书，列出刘国胜的罪行，从小晁案到旧案，一条条念下来，人群情绪高涨。法院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他到最后也没悔改之意，冷笑面对。

枪决一响，现场掌声雷动，大家觉得正义终于来了。这公审不是作秀，是那年代常见的司法形式，目的是公开透明，让坏人无处遁形。刘国胜倒下后，尸体火化，骨灰处理得低调，他家也没人认领。

案子结了，但影响没完。纱厂加强了安保，女工夜归结伴，医院太平间上锁，厕所加固。安阳公安局后来总结经验，推出口号“防微杜渐”，基层巡逻多了，类似案子少了。全国媒体转载了这事儿，提醒大家警惕变态心理。女工们自发组队，学些简单防身术，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几年后，安阳发展快了，高楼起来了，纱厂转型，可这案子成了本地“活教材”，学校里讲法治课，总提他。为什么变态到这地步？专家分析，他有反社会倾向，从小欺负弱者，长大放大。幸好法律兜底，不然害人更多。公审的意义，不光惩恶扬善，还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