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段事，得从两人最初的相遇说起。那会儿国家刚解放没多久，胡斐佩报名加入解放军，进了中央军委劳动大学的外语训练班学习。鲍世禄在班里负责一些协调工作，两人因为学习任务经常有来往，作业分配和检查这些事让他们接触多了起来。训练班条件有限，大家靠着有限资源坚持学习外语知识。鲍世禄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离开学校，回去休养调整。那张留下的纸条成了两人早期联系的最后痕迹，此后联系就断了。

胡斐佩继续在学校深造，后来转到其他机构完成学业，留下来从事教学工作。她和梅孝达在工作中合作越来越多，慢慢走到一起。两人办理结婚手续，简单办了手续请朋友吃了顿饭，就开始共同生活。婚后他们在军事外语相关学院教书，日常就是备课上课，互相帮忙调整教学材料。她写东西时梅孝达帮忙看标点和结构，他用新工具时她示范操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工作占了大部分时间。

1983年底梅孝达身体出现问题，下班回家后觉得累，之后在办公室处理教材时情况突然恶化，送医后确诊疾病晚期。住院期间他还是坚持看未完成的工作材料，用笔修改内容。1984年7月梅孝达去世，按照他的安排遗体捐献，只留下了常用的笔和没做完的材料。她把这些收好，继续把精力放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白天上课，晚上加班整理资料，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对着那些留下的东西静坐。

1988年军队调整军衔制度，她因为多年在军事教育方面的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生活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住在学校附近，用着原来的家具，早晨去食堂买饭，和学生一起吃，中午晚上保持简单作息，去公共地方洗澡。同事有时建议调整，她还是坚持原来的方式。

鲍世禄那边，离开学校后回到地方工作，经历过一些岗位调整，包括在工厂待过一段时间。妻子后来生病，他花了几年时间照顾，直到1990年妻子去世。他没有马上考虑个人事，朋友劝过几次，都没有答应，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1992年冬天，鲍世禄收到老同学的信，提到在北京有个聚会。他想了好几天，还是决定过去看看。聚会在原来学习地方的旧教室办，他到了以后看到不少熟人，也包括胡斐佩。两人聊起这些年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回忆起训练班时期的合作。聚会结束后他回南京，开始写信给她。第一封信写得简单，就问候天气和近况。回信很快来了，内容也关心他的情况。之后信件来往多了起来，先是说工作上的事，后来提到家庭和生活安排。

鲍世禄在信里提到两人年纪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应。胡斐佩的回信表示愿意见面谈。1993年春天她去南京，两人见面后商量生活的事，最后决定办理结婚手续。在亲友见证下，1993年他们登记结婚。过程中鲍世禄提到她还是40年前的样子。

婚后胡斐佩继续在北京的居住地生活。鲍世禄起初每个月过去住几天，后来把原来的住房处理掉，搬过去一起住。书房里一边放她的教学材料和笔记，一边是他的工作资料和工具。两人日常就是各做各的事，但互相照应。学生有时来看望，看到他们拿着老照片聊训练班的事。她说幸福就是有人陪，有事做，心里觉得踏实。

这段再婚让两人晚年有了依靠。胡斐佩坚持工作习惯，鲍世禄也适应了新生活。他们的结合基于早年的了解和后来的联系，没有太多复杂过程。晚年选择再婚，对很多人来说是实际的安排，尤其在失去伴侣后，找个熟悉的人共同度过剩余日子。这种事在那个年代不算多见，但对当事人是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