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怪象：解放战争打赢后，没人敢索要清朝欠的25亿两白银旧账！

1949年9月21日深夜，中南海怀仁堂灯光彻夜未熄。新政协筹备会上，有代表递上一沓厚厚的英文文件——列强银行列出的“旧中国债务清单”，总额折合二十五亿两白银。屋内气氛一时凝重。

几位经济专家低声交换意见：“这是半条命的价格。”周围人点头，却没谁露出惧色。毛泽东抬眼，只说了一句：“谁家的账，找谁要去。”十余字，像一记重槌，砸在了刚刚赶到北京的洋行代表心口。会场随即安静下来，外宾们心知肚明，这回讨账怕要落空。

追溯这二十五亿两的来历，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1895年马关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对日银两二亿，被列为十年本息偿付。紧跟着，1901年的辛丑条约将“庚子赔款”写成九亿八千万两，加上四厘厘息，压得晚清财政透不过气。就此，巨额外债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更糟的是，朝廷不仅要赔，还得借。收复新疆，左宗棠一次借走几百万英镑；镇压太平天国，湘淮军军费有一半靠外贷。京张铁路、京汉铁路的枕木才铺下去，债务合同也一摞摞按了手印。到宣统退位时，账本已写满二十七大本，粗略相加超过二十五亿两。

1912年，民国在炮火中诞生。临时政府原想宣布“旧约无效”，然而伦敦、巴黎、东京几大债券持有人发来照会，暗示如不承认旧债，不承认新政权。袁世凯不得不低头。以后的历届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无不在关税、盐税收入里预留“偿债专款”。

最刺眼的片段发生在1937年。8月31日，淞沪前线炮火如雨，国民革命军伤亡惨重。同一天，国库仍按惯例向横滨正金银行汇出三万多英镑，名义上是“庚子赔款本息”。这一幕传出，舆论哗然。几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急电各关监督：“对日债务挂账，不得停付他国配额。”表面停缴，实则将款项转入伦敦英商银行专户，做“留存”，一年后又付出五十余万英镑。

蒋介石为何紧抱旧债不放？其一，想要欧美贷款。其二，担心被宣布“主权违约”导致列强冻结关税。其三，传统的对外软弱思维仍在作祟。于是，战火再烈，也咬牙还钱，结果就是“自己买子弹打自己”。

不过，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49年，一切逻辑瞬间改写。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尘埃落定，新政权以排山倒海之势屹立东方。2月，苏联特使米高扬抵西柏坡，提出“债务问题需要厘清”。毛泽东笑言：“要账可去南京，咱们新班子没签过那份欠条。”态度清晰得没有回旋余地。

对于外部世界而言，这种强硬超出预期。英法银行集团试探性地同外交部门接触，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旧中国故事，已成过去。”尝试索偿的代表们最终铩羽而归，没有哪一家敢贸然扣押中国的海外资产，更无人愿为纸面上的利息再冒险纠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志愿军在长津湖以血肉之躯撕碎了“战争机器无敌”神话，华盛顿都被震住，伦敦巴黎更没心思谈欠条。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债权国当初都打消念头。1955年，英国财政部在内部讨论中提到“恢复对华债务谈判”的可能性，结论却是“政治成本过高，收益甚微”。同年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明确提出：“愿讨论新贸易，但绝不归还帝国主义的旧帐。”文件最终封存。

经济史学者吕正昌曾统计，如果那二十五亿两加上利息，按白银均值折算，冷战时期相当于四十亿美元。对资金短缺的新中国而言确是沉重包袱，可在实际操作上，只要敢说“不”，这笔债就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债权人面对一个拥有武装力量、政治合法性且背靠广大人民的政权，并不敢贸然亮出旧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