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扎菲到马杜罗：反霸权叙事下的价值迷思——解析东大民众立场的文明错位
2011年10月，卡扎菲在苏尔特被叛军处决，北约战机的轰鸣中，东大互联网充斥着“反美硬汉落幕”的唏嘘；
2026年1月3日，美军特种部队在加拉加斯抓获马杜罗，社交媒体上“霸权主义新铁证”的声浪再度蔓延。
两场相隔15年的政权更迭，两个被国际社会界定为“践踏人权”的政治人物，东大民众的立场始终高度一致——同情被干预者，批判西方干预。这种与国际主流舆论的尖锐错位，究竟是站在世界文明与普世价值观的对立面，还是反霸权叙事异化下的认知迷思？
当我们以政治学权力分析与社会学认知理论剥离表象，答案藏在价值排序的倒置与认知惯性的路径依赖之中。
简要回溯事件核心：
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保护利比亚平民”，北约却将空袭升级为政权更迭工具，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陷入部落混战与极端组织蔓延；
2025至2026年，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将马杜罗政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绕开联合国，通过航母部署、海上封锁、空中打击实施定点抓捕，而美国缉毒署2025年报告显示，委内瑞拉仅占美国可卡因来源的12%，远低于墨西哥的70%。
两场事件的共性清晰：西方以“普世价值”为包装，行地缘政治算计之实；而东大民众的立场，始终锚定“反对外部干预”这一核心支点，却对卡扎菲、马杜罗的治理缺陷选择性回避。
解构这一立场，首要核心是价值排序的彻底倒置——将主权绝对化，视其为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的“元价值”。在西方政治哲学框架中，主权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当政府系统性侵犯人权（如卡扎菲对班加西平民的屠杀、马杜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主权即失效，基于“保护责任”（R2P）的干预便具备合法性。
但在东大民众的认知结构中，这一逻辑被完全颠倒：
近代以来西方侵略的创伤记忆，使“主权完整”“不干涉内政”成为最深层的价值共识，社会科学院2024年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将“国家主权”置于“个体人权”之上，87%的网民反感“美国长臂管辖”。当卡扎菲被西方以“保护平民”为名推翻、马杜罗被以“禁毒”为由抓捕，民众首先激活的不是对两位领导人治理合法性的评判，而是“弱国无外交”“霸权欺凌小国”的历史联想，自动将被干预者纳入“霸权受害者”框架。在这种认知中，马杜罗是不是毒才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反美的毒才者”；卡扎菲是否践踏人权无关紧要，关键是他对抗西方。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这种二元对立的阵营逻辑，彻底消解了对毒才者的道德审判。
信息环境的结构性差异与“普世价值”的污名化，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认知。从媒介框架理论来看，东大主流媒体对两场事件的报道，始终遵循“受害者-霸权者”叙事，强调西方干预的非法性（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地缘动机（利比亚的石油、委内瑞拉的能源储备与人民币结算），而对卡扎菲政权的酷刑、选举舞弊，马杜罗政权的经济崩溃、政治迫害，要么简略提及，要么置于“西方抹黑”语境下解读。与之相对，西方媒体放大两位领导人的治理缺陷，将干预包装为“文明使命”。两种信息茧房的对立，使东大民众看到的是“霸权扩张”，西方民众看到的是“毒才终结”，却都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卡扎菲与马杜罗的治理缺陷真实存在，西方干预的权力算计也毋庸置疑。
更深刻的是，东大民众已将“普世价值”精准识别为西方的霸权话语——利比亚战后的混乱、委内瑞拉的民生凋敝，都被解读为“普世价值输出的恶果”，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1年对卡扎菲“系统性侵犯人权”、2020年对马杜罗“政治迫害”的权威报告，却被选择性忽视。为了封死西方干预的道德借口，民众在情感上无条件拥抱毒才者，这是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犬儒主义。
这种立场的本质，是对现代文明底线的背离与强人崇拜的潜意识投射，导致东大民众与世界文明主流产生严重断裂。根据联合国《全球人权报告》2023年数据，“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已获193个成员国中的90%以上支持，其客观性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生命权）、第5条（禁止酷刑）、第25条（选举权），早已不是西方特权，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底线。
卡扎菲政权的崩解，并非西方阵营的胜利，而是国际社会对其“处决、酷刑、任意拘禁”等反人类行为的集体回应；马杜罗政权被批判，核心是其2024年选举80%投票站电子系统中断、逮捕反对派领袖等行为，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法判定政权合法性的标准，从来不是民众支持率（利比亚民众对卡扎菲支持率45%、委内瑞拉对马杜罗支持率35%），而是其是否尊重基本人权。
必须清醒指出，美国对马杜罗的单边抓捕确实违法——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主权平等原则，这一点国际社会早有共识，欧盟外交代表卡拉斯便谴责其“未经授权抓捕国家元首”。但批判美国的程序违法，与正视马杜罗的治理罪恶，本应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命题。东大民众却将二者捆绑，以反对美国霸权为由，为毒才者的暴行辩护，本质上是用阵营逻辑置换了价值逻辑。当马杜罗以“反美”为名镇压反对派、卡扎菲以“泛非主义”为名清洗异己，民众却将其浪漫化为“反抗资本剥削的英雄”，这种视角下，“普世价值”被解构为“西方特权”，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被悬置。
马杜罗被抓捕的画面，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国际秩序的残酷与认知场域的分裂。美国以非法手段终结非法政权，是“黑吃黑”的权力博弈；而东大民众为毒才者站台，是反霸权叙事异化下的价值虚无。
最终的拷问直指核心：如果为了反对美国的“霸道”，就必须拥抱反人类的“王道”；如果为了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就必须放弃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多极化世界，是否注定要以牺牲良知为代价？当反霸权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当“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成为终极准则，我们与自己所批判的霸权，又有何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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