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五月，初夏的紫禁城已显燥热，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书房内，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奏报正摊在龙书案上。这份由辽东巡抚郝杰加急呈送兵部、再转呈御前的文书，字里行间透着加急的迫切：“据朝鲜国王咨，本年四月十三日，有倭船四百余只，从大洋挂蓬，直犯朝鲜，围金鱼山镇地方，本镇将领等督兵交战，贼势方炽，镇城外人家尽被烧毁。”（《万历邸钞》）万历对边事从不懈怠，阅毕即刻传谕兵部：“者（这）倭报紧急，你部里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致疏虞。”（《万历邸钞》）这则看似寻常的奏报与谕旨，实则为“万历三大征”中耗时最久、牵涉最广的朝鲜之役埋下伏笔，更成为万历朝军事战略由守转攻的重要开端。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列岛在经历百年战国纷争后，终于由“太阁”丰臣秀吉完成侵略吞并。这位从步兵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的战争狂热分子，并未满足于当时的结果，而是继续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隔海相望的朝鲜与大明。当年四月，丰臣秀吉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调动九个军团共计十六万陆军、四万水军，突然横渡对马海峡，发动了对朝鲜的闪电式进攻。朝鲜国王李昖惊慌失措，一面仓皇出逃，一面派使臣星夜奔赴大明求援。出于“唇亡齿寒”的战略考量，万历皇帝最终亲自拍板出兵，这场横跨中、朝、日三国的战事，也因此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战争的根源，在于丰臣秀吉那套野心勃勃的“大东亚构想”他计划先以朝鲜为跳板，实现“假道入明”的战略意图，待征服大明后，再南下吞并印度，建立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
这位出身底层的丰臣秀吉，在野心加膨胀的催化下瞬时间将东北亚搅得四邻不安。这种侵略基因一直到近代以来都没有消停过。
万历二十年，他亲率号称二十万的大军进军朝鲜，其兵力配置俨然已是“征明军力编制”。彼时朝鲜国王沉湎享乐、反应迟钝，日军于釜山登陆后，仅二十余日便攻陷王京（汉城），俘虏两名王子及众臣，国王仓皇出逃。直至国土大半沦陷，朝鲜才仓促向明朝求救。这场胜利让丰臣秀吉愈发骄狂，曾轻蔑宣称收拾朝鲜：“是何异断睡人之头乎？”他甚至拟定二十五条“大陆经略计划”，扬言要将天皇迁驻大明，以日本皇室成员出任新天皇，自己则移驻宁波掌控贸易。（《日本史之谜》）
万历皇帝
占领朝鲜后，丰臣秀吉派使者赶赴平壤，逼迫逃亡至此的朝鲜国王李昖递交降书，并要求其亲自前往日本朝拜，并且还要让他充当“征明向导”。消息传至大明，京师震动，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紧张氛围。
兵部给事中刘道隆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倭奴之心，路人皆知，先并朝鲜，而后犯中国，此乃蚕食之策也。”礼科给事中张辅之则从军事角度分析道：“今倭船四百余艘，兵力不下十万，朝鲜贫瘠，不足以供其饷，一旦粮尽，必犯我辽东、山东沿海，不可不防。”与此同时，辽东巡按御史更是带来了密报：“此前倭寇间谍许仪后已密报，倭奴计划先取高丽，再图内犯，今朝鲜已破，其言皆验，倭兵旦夕可至鸭绿江。”一时间，“加强海防”“备战援朝”的呼声四起，但也有部分大臣以“国库空虚”“劳师远征”为由主张观望，由此朝堂争议愈发激烈。
当万历正式接到朝鲜国王的紧急求救后，首次表态：“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争议不休，最终万历一锤定音，下旨出兵援救，并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备倭经略：“宋应昌便着前往蓟保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就写敕与他，钦此。”
关键时刻，大明万历皇帝一锤定音。
然而宋应昌却因忧惧战局、遭御史弹劾而请辞，称“不知兵，何以号令将士？”万历怒而驳回：“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并赋予其“将领以下听节制，违者以军法从事”的大权，同时任命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结四万兵马开赴朝鲜。在万历的决断下，明军迅速发动平壤之战并大获全胜，显示了大明的真正实力内核和措施得力。
宋应昌进而实施断粮之计，“夜令死士以明火箭烧龙山仓十三座，粮尽，倭大窘，乃弃王京去”，彻底扭转战局。不久双方于汉城议和，日本提出苛刻条件，万历批示：“朕以大信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仍免入贡。”
在战后朝鲜治理问题上，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提议更换朝鲜国王，万历认可其部分观点，却明确否决了易主之议。不久后，万历致信朝鲜国王，严厉批评其战前失策：“尔国虽介海中，传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之故，或云尔终日享乐，宠信小人，不恤民生，不练边备，前车既覆，后车不可不戒哉……”最终警示道：“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勿以屡救为常恃，若复蹈前辙，‘猝有它变，朕不能为王谋矣。’”（《明神宗实录》）
万历三大征
整场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前后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二十万，其中陆军精锐十五万，水军四万，配备了当时先进的火绳枪等武器；明朝则分批次出兵，累计投入水陆大军九万余人。主要以辽东铁骑、宣大劲旅等北方边军为主，辅以少量南方水军。从兵力对比来看，明军在客场作战的不利条件下，以相对较少的兵力对抗日军主力，最终将其逐出朝鲜，堪称明朝“以少胜多”“长途奔袭”的经典军事案例。这场战争不仅是兵力的较量，更是后勤与国力的比拼，大明为支援朝鲜，先后耗银近千万两，调动粮草数百万石，从辽东、山东、浙江等地调运火炮、弓箭等军械无数，充分展现了大明雄厚的国力基础。
尽管关于战争的收尾方式（如议和条款的争议、日军撤退的细节）在史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但万历皇帝在这场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其战略眼光与决断力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走向。首先，在朝堂“战和之争”陷入僵局时，万历果断拍板，直言“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以帝王权威终结争论，为明军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若按主和派的意见继续观望，待日军巩固朝鲜占领区、完成后勤补给后，明军再出兵将面临更大阻力。其次，用人不疑，当御史郭实弹劾宋应昌时，万历不仅严厉斥责郭实“怀私妄奏，阻挠国是”，将其降为边地杂职，还特意下旨强化宋应昌的指挥权，同时搭配战功赫赫的李如松，形成“文经略、武提督”的高效指挥体系，让前线将领得以安心调度。
最后，审时度势，把握战争节奏，在平壤大捷后不盲目追击，允许议和以休养兵力；在日军提出无理要求时坚守底线，拒绝割地赔款；在战争结束后及时抽身，既成功挽救朝鲜、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又避免将大明拖入长期战乱的泥潭，对朝鲜国王的警示更体现了其长远的战略考量。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收手时不恋战”的掌控力，正是万历朝赢得这场跨国战争的核心保障，也让“万历朝鲜之役”成为大明王朝对外军事史上的最为彰显历史自信的一页，赢得了朝鲜的广泛在尊重。在朝鲜使臣的眼里，万历皇帝是勤政的，这一点与大明官僚的认识完全相反，并且记载万历皇帝是“望见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
万历书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皇帝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他看待问题从不人云亦云。万历皇帝的情商相当高，对于历史走向的把握也相当有个人看法，比如有一次，经筵讲完后，内阁官员起身刚走，就被太监叫住。不一会，司礼监太监拿出《贞观政要》一书对阁臣们说：”这其实早已是定论话题，阁臣对此不解，由申时行代表回答说：“魏征事太宗，能犯言直谏，补过拾遗，亦贤臣也。”
张诚随即把万历对魏征的看法转给申时行等人说：“魏征先侍奉李密，后又跟从李建成，最后跟了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固非贤者。”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朝鲜和大明乃至于大清对万历皇帝的评价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所得出的不同结论也不足为奇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大明历史中相当重要的人物，还需要继续予以不断研究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