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武平的小子，一九一零年来到这世上。家里穷得叮当响，半亩地都没有，老爹就靠着一把斧头，砍柴卖柴糊口，日子紧巴得很。这小家伙刚冒出头没多久，他娘就因病撒手人寰了。老爹一看，自个儿养活他都费劲，干脆一咬牙，把他送给了好哥们儿刘德香。刘德香家里头也不宽裕，但他一看这小子机灵得很，心里头那个喜欢啊，愣是让自己的孩子先别念书了，也得供上私塾，真是舍己为人啊！

高中一毕业，家里头实在是揭不开锅了，那学费是再也供不起了。没办法，他只得卷起铺盖回了老家，当起了小学教书匠。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些新潮思想，心里那革命的小火苗就呼呼地烧了起来。到了1929年的秋天，19岁的一拍大腿，决定投身红军。你别说，这小子肚子里有墨水，脑袋瓜子又灵光，进步那是嗖嗖的。没到四年功夫，他就噌噌噌地升到了红2师的政委。那时候啊，他们师的师长是陈光，参谋长则是熊伯涛，三个人一条心，那队伍带得可是风生水起。

熊伯涛，这位老兄是湖北黄陂的地道人儿，比大了足足一个甲子零俩月。人家在高中那会儿，就一股子热血参加了革命，1926年，光荣地成了咱党的一员。转眼到了1927年11月，熊伯涛揣着颗求学的心，奔向了冯玉祥开的那所军官学校。学成之后，他就留在了西北军里头混，嘿，您还别说，两年后，连长的大帽子就扣他头上了。时间一晃，来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那叫一个热闹。可惜啊，冯玉祥这回栽了跟头，只好卷起铺盖走人。他的部队呢，被蒋介石收编成了第26路军，打发到赣南去跟红军较劲去了。

26路军的兄弟们，在当地那真是人生地不熟，老百姓的心还没暖热乎呢，蒋介石那边又抠门得很，补给愣是一点儿不给。没过几天，连填饱肚子都成了奢望。就这样，还让他们跟红军硬碰硬，那结果还用说吗？几仗打下来，输得那叫一个惨，兄弟们的心气儿全没了。说来也巧，这时候“九一八事变”炸了锅，小日本儿瞅准机会，嗖的一下就把东三省给占了。26路军里头，好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一听这消息，火苗子噌一下就上来了，都吵吵着要回老家，跟小鬼子干一架。

老蒋不光是不乐意，还派了大批兵马，愣是把26路军回北方的路给堵得严严实实。26路军的兄弟们心里那个憋屈啊，最后在董振堂、赵博生这些头儿的带领下，一拍大腿，在宁都造了反，投奔了红军大部队。这一投奔，起义的队伍就成了红5军团，熊伯涛呢，在14军的41师里当上了作战科长，仨月功夫，又升官成了122团的团长。到了1932年6月，熊伯涛又调到了红3军第8师，当上了参谋长，后来还在红一军团第31师干过参谋长呢。

1933年夏天快过去那会儿，8月份，熊伯涛挑起了红一军团第2师参谋长的担子，跟陈光、哥俩搭上了伙儿。那会儿，第五次跟“围剿”较劲咱们没赢，中央红军就迈开腿，开始了长征路。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有几个战友琢磨着熊伯涛以前还在西北军里混过，他们心里头那个好奇啊，特别是对冯玉祥，那是一肚子的问号。于是，就围着熊伯涛，让他给说道说道冯玉祥到底是咋样的一个人。熊伯涛呢，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了冯玉祥的一些不足，但也没忘了夸夸他的闪光点。他还讲，冯玉祥在西北那会儿，干了不少好事儿，跟蒋介石那一套可不一样，俩人不是一路人。

这本是场随意的聊天，可偏有那么几个爱挑事儿的家伙，颠颠儿地跑到那儿，给熊伯涛使绊子，说他虽然是红军的一员，心里头还惦记着冯玉祥呢，这不是立场不稳嘛！等宁都起义的部队成了红5军团，有些人就开始对那帮起义过来的老军官犯嘀咕，不信任他们。结果呢，好多原先在西北军里干过的营长、团长，都被迫放下了指挥棒。好在熊伯涛那时候只是个连长，没让这风吹草动给卷进去。

长征那会儿，红军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硬是有那么几个心不定的，悄悄溜号了。这时候，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风声，说熊伯涛这人心也不瓷实，这话可就飘进了的耳朵里。他俩搭档的日子短，对熊伯涛的老底儿也不摸门儿，再加上那会儿才二十四岁，嫩着呢，办事儿有时不那么周全。结果，他一听风就是雨，二话不说，召集起支部会议，就要给熊伯涛开个小灶，好好说道说道。

熊伯涛琢磨着自己那会儿也没咋胡言乱语啊，就嘟囔了几句辩解的话，没想到这一嘟囔，党籍就给开除了。这事儿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紧接着，参谋长的帽子也给摘了，打发到教导营去当教书先生了。好在熊伯涛这人皮实，抗压能力杠杠的，没几天就缓过来了，照样埋头苦干。转眼到了1935年秋天，红军长征路过哈达铺，多亏了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大哥大手一挥，熊伯涛的党籍这才又给找回来了。

抗战那阵子一拉开，熊伯涛就投了八路军115师，后来又被调去晋察冀军区，一会儿当参谋长，一会儿又成了司令员，忙得跟陀螺似的。呢，直接进了抗大，当上了教育长，1939年，他脚底抹油，跑到苏联深造去了，一直到1945年8月才风尘仆仆地回来。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熊伯涛和在东野又碰头了，这回成了东野的参谋长，威风凛凛；熊伯涛呢，也不赖，是第12纵队的副司令，俩老战友一块儿并肩作战，那场面，热闹得很！

说起当年那会儿，心里头一直对开除熊伯涛党籍那事儿挺过意不去的。可那时候情况复杂，在东野和四野那会儿，他愣是一直没找到机会跟熊伯涛说声对不起。等到新中国成立了，当上了空军的一把手，熊伯涛也成了公安部队的副参谋长。俩人在工作上愣是没碰上头，自然也就没啥机会化解那疙瘩了。后来，自个儿掏腰包，买了两瓶好酒——茅台，直接上了熊伯涛的家门，开门见山地说：“老熊啊，当年那事儿，我做得不对，对不住了！”就这么，俩人的事儿算是过去了。

熊伯涛啊，那可是个肚里能撑船的汉子，当年的那点事儿，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几杯酒下肚，嘿，还是当年那个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到了1955年，戴上了上将的大帽子，熊伯涛呢，虽然只是个少将，但人家可不在乎这些。转眼间到了1965年，说走就走了，才55岁，真是让人心疼。熊伯涛一听这消息，心里头那个难受啊，二话不说，亲自去参加了的追悼会。又过了十年，到了1975年，熊伯涛也因为生病，离开了咱们，那时候他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