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烈士张志忠之子20岁自杀，谷正文谎称其吃喝嫖赌，叔叔反驳：因身份特殊被霸凌......
01
1968年元旦，台北，作家柏杨坐在家中，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柏杨接起电话，对方自称是检察官，告知有一个年轻人在旅社自杀，留下一封指名给柏杨的遗书，要求他即刻前往验尸。
柏杨赶紧放下手头的笔，匆匆赶往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旅社。
旅社房间狭小而阴冷，床上躺着一具年轻的尸体 。
柏杨的目光落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那是死者留下的遗书。
遗书上写着：
“柏老：以你老的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厦门的朋友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杨扬（思中）上。”
柏杨读完遗书，脑中一片茫然。
他努力回忆这个名叫杨扬的年轻人，终于想起去年十月的一封来信。
那封信中，杨扬语气急切地询问：“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
柏杨当时回信鼓励他坚持，却未曾深究其背后的困境。
如今再看遗书，他推测杨扬很可能正在服役，生活境况极为艰难，才会走上这条绝路。
遗书中的内容却让柏杨心生疑惑。
杨扬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为何对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如此直言不讳，甚至带着明显的怨恨？
更令人费解的是，杨扬提及父亲张志忠“被执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入狱，还是更严重的结局？
张志忠与刘启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带着这些疑问，柏杨拨通了华南银行的电话，试图联系刘启光。
电话接通后，刘启光的声音冷淡而疏远，听完柏杨的叙述，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认识这个杨扬，多半是穷苦人打秋风，找个由头要钱罢了。”
言辞间没有半点同情，更不愿为杨扬的火葬提供任何帮助。
柏杨挂断电话，心中泛起一阵无力感和疑惑。
元月二日，杨扬的叔父张再添从嘉义赶到台北殡仪馆。
这位中年男人穿着朴素，眼神中满是疲惫与哀伤。
他默默处理着侄子的后事，没有多言，只是偶尔低声叹息。
元月三日，杨扬的遗体在殡仪馆火化，骨灰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由张再添带回嘉义老家安葬。
整个过程简单而仓促。
柏杨回到家中，将此事写成文章，刊登在《自立晚报》的《挑灯杂记》专栏中。
他一连三天发表了三篇文字，记录下杨扬之死的来龙去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青年轻生的痛惜。
柏杨写道，生命的消逝令人扼腕，但杨扬的故事背后，或许还有更多未被揭开的隐情。
然而，作为一个作家，他能做的只是用笔记录下这一切，至于遗书中提到的那些名字和过往，他无从探究，也无力追问。
02
杨扬的故事在火化后似乎画上了句号，但他的遗书却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柏杨心头多年。
直到后来，台湾作家蓝博洲历经十余年调查，出版了报告文学《台共产党人的悲歌》，才揭开杨扬父亲张志忠及其家庭在台湾近现代史中的一段悲壮篇章。
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那些被黑暗吞噬的过往，终于在文字中重见天日。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南部嘉义的一个赤贫农民家庭。
10岁时，他随许多台湾学生一样，前往大陆求学，在中学期间便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帝活动，1932年经由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成员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
侯朝宗后来改名刘启光，正是杨扬遗书中提到的那位华南银行董事长。
抗战爆发后，张志忠在延安抗大接受训练，随后被派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工作，足迹遍布战火纷飞的前线。
抗战胜利后，1945年，张志忠携新婚妻子季沄秘密返回台湾。
季沄祖籍江苏，同样是中共党员，与张志忠志同道合。
回台后，张志忠化名杨春霖，或许这正是其子取名杨扬的由来。
他与岛内“老台共”成员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人建立联系，指导地下工作。
经过组织整合，由张志忠参与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他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负责海山、桃园、新竹等地的活动。二二八事件后，他接管东石乡拘留所，释放犯人，并组织嘉南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历史的洪流汹涌而至，台工委将政治口号从“迎接解放”转为“配合解放”。
张志忠领导的组织活动更加紧张而活跃，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鼓励台湾人民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国民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激烈对抗：1949年7月11日一夜之间，共产党在台湾全岛重要地区散发反动传单，张贴标语，行动迅速且广泛。张志忠还开办集体训练班，挑选积极分子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试图形成游击根据地雏形。
同年12月，在竹南地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他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题，讲述在台湾形势下如何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据参加学习班的刘云辉回忆，张志忠讲话从不空洞，总是针对具体对象，用对方能听懂的方式交流，展现出沉着与谦虚的一面。
然而，国民党的高压追捕很快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