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的一天中午，武汉气温逼近三十八度。派出所老民警徐亚唐带着记录表，钻进一片早已人迹罕至的废弃校园做“一标三实”信息采集。同行的协警喊热，嚷着快走；徐亚唐却慢慢踱进那幢挂着裂缝的旧教学楼。就在二层，他听到“哗啦”一声塑料瓶落地的脆响，于是整件事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
楼道角落，一个身形瘦弱的女人正低头分拣易拉罐。发尾打结，指尖满是油污。徐亚唐轻声问：“姑娘，你怎么住在这儿？”对方抬头，怯生生回了一句：“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这一答，像烫手的炭火，让老民警警觉——她的眼神和普通流浪者不一样，透着受过教育的腼腆。
身份证读码枪扫不出信息，女生只记得几个片段：湖北十堰、2003年高考、985录取通知书。徐亚唐翻了翻随身的旧记事本，心里七分确定遇上了大案要事。他按程序将情况上报，并拨通十堰当地户籍室。几个小时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句压低的惊呼：“失踪十二年的周娟？！”
周娟出生于1986年，湖北十堰郧阳镇人，家有父母和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父母耕种四亩薄田，靠售卖玉米、花生度日。2003年高考放榜，周娟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被武汉某985高校录取，一时间“金凤凰飞出小山沟”的故事传遍了镇上长街短巷。可学费就是压在这个农家院落上的大石头。姐姐干脆放弃复读，跑去豆腐厂上夜班，每月把一半工资塞进母亲手里：“让她去读书，别的别管。”
那年九月，周娟揣着全家凑出的三百五十元坐上了绿皮车。第一次站上汉口站月台，她被眼前的巨幅霓虹灯晃得心跳加速。入学后才发现，这点钱连同宿舍的同学一次聚餐都不够。自尊心强的她省吃俭用，又去接家教、发传单、写稿子，勉强撑过了大一。四年下来，奖学金、助学贷款、各类兼职填补了学费与生活费的缺口，但也耗尽了她的精力和社交意愿。
2007年夏天，她以平均分八十八点五顺利毕业。学校一再动员留在省会或南方沿海城市，可周娟说服自己先回老家看看机会。然而五个月里，小城招聘市场能提供的岗位有限——更多是车间操作工或者营销员，与她所学完全对不上。看着父母殷切的目光，她越来越焦虑，最终背起那只破旧背包再次踏上武汉，仅带三百元。
错过招聘旺季的省会显得冷漠。人才市场挤满求职者，招聘启事上动辄写着“形象气质佳”“沟通能力强”，周娟拿着简历排队，却几乎没有成功递交的机会。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收她做内勤，前提是交三百元岗前培训费。钱包空空，她只好转身离开。
霉运接踵而至——求职途中她遗失了所有证件和仅剩的几十块钱。当晚，她在江滩长椅上度过一夜；第二天实在饿得发慌，翻垃圾桶时瞥见两只矿泉水瓶，顺手捡起拿去废品站换到三角钱。从那一刻起，周娟像被无形的锁链紧紧拴住，每天在垃圾站、公园、地下通道反复游走，靠废品换来馒头或卷饼。她一次想进面馆点碗热干面，刚坐下便被邻桌指指点点——身上那股汗味和霉味混杂的气息太刺鼻，老板也尴尬地示意她离开。自尊心在众目睽睽下被撕扯，她扭头冲出店门，只在路边摊买了一个两块钱的饼，蹲在墙角狼吞虎咽。
孤立无援和羞耻让她把手机卡丢进江水，再也没有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2007年11月到2019年8月，整整十二年，周娟以拾荒者身份缩在荒废校园的顶层角落——冬天塞几张废报纸挡风，雨季用塑料布遮顶。她对外界几乎毫无接触，偶尔在校园门口看到年轻学子成群结队，会本能地退到暗处。时间感在日复一日的翻桶声中被磨平，她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年龄。
反观十堰的父母与姐姐，命运被一纸失踪启事撕得支离破碎。2008年，他们卖掉老宅筹路费，奔波北京、广州、深圳各大客运站张贴寻人启事。母亲在火车站遭遇小偷，丢了仅有的路费，跪地痛哭仍不肯回家。父亲本就体弱，被四处奔波压得背驼了一寸。亲戚劝他们“该想开”，他们却只要女儿平安。十二年间，逢年过节，老两口守着那部座机，盼着电话铃响，烫菜也不敢开大火，怕轰鸣声盖过铃声。
2019年，徐亚唐与周娟对完身份后，立刻联系家属。姐姐接到电话时先是愣住，继而哽咽：“真的吗？真的是她？”赶到武汉的那天夜里，母亲一把抱住女儿，哭得说不出话，只反复摸着她削瘦的手臂。父亲站在一旁，灰白头发在灯下闪着光，他喃喃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经社会救助站体检，周娟的身体机能尚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是最大问题，却无大碍。心理辅导师用了很长时间，才让她开口讲述这些年的经历。她说：“我怕家里失望，怕同学笑我，越躲越深，最后自己也忘了怎么走出来。”
曾经的尖子生为何一朝坠落？专家分析，这并非单纯的就业不顺，而是双重挤压：经济困苦与心理脆弱。如同两块磨盘，慢慢碾碎了她对外求助的勇气。若把“高材生”三字视作笨重的桂冠，一旦稍有闪失，佩戴者反而更容易背负自我责难的石锁。
社会层面也留下几分反思空间。那些徘徊在城市阴影里的流浪者中，或许并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背后原因复杂多样：家庭压力、职场受挫、心理疾病……他们不一定缺乏能力，却可能缺乏转圜余地。在城市管理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基础信息采集的意义不只在于统计数字，更在于让每一个“消失者”重新被看见。
周娟最终随父母返乡。重返家门的第一顿饭，是她最爱吃的酸辣苕粉。母亲把热腾腾的锅端上桌，笑着问：“还合口味不？”她轻声回答：“好吃，像上学时一样。”此情此景，父亲放下筷子，抬手一抹眼角，抹去了十二年的风尘。
当年的“金凤凰”并未飞得高远，却用沉重的代价提醒世人：成败荣辱并非生命的底色，活着，便有无数条重新起航的路。拾起散落的自我，比捡瓶子难得多，也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