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家里人多”四个字，竟成了500平豪宅塞下26台空调、19个马桶的“免罪金牌”。武汉碧桂园·江汉山色小区的这场闹剧，与其说是邻里纠纷，不如说是对城市治理精细度的一次尖锐测试——当僵化的“合规”程序与鲜活的公共安全产生冲突，我们究竟在捍卫法律的条文，还是其背后所承载的公共利益？

业主王先生的“自住说辞”在物理事实面前不堪一击。500平米空间被切割成25个“鸽子笼”；19个马桶的排水负荷强加于原设计6个卫生间的管道之上，整栋楼的排水系统如同被强行改道的河流，危机四伏；26台空调外机组成的工业式“噪音墙”，更是将私有空间的便利直接转化为公共空间的负资产。这绝非“三代同堂”的天伦之图，而是“资本化居住空间”的标准流水线，其背后“最小成本撬动最大租金”的商业模式已不言自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隐形群租”正呈现“高端化”扩散的趋势。从上海陆家嘴到深圳高端社区，投机者利用当前法规“重结构安全、轻生活影响”的盲区，将住宅的居住属性异化为纯粹的经营工具。武汉事件中，“分体空调更省电”的辩解，在26台机器远超中央空调的总能耗面前，彻底暴露了其服务于“分户计量、分间出租”的经营本质。

真正的症结，在于监管的“功能性休眠”。住建部门执着于一份“承重墙无恙”的结构报告，却对13个新增马桶可能引发的“系统性栓塞”视若无睹；社区以“手续齐全”为盾牌，将自身责任悬置于对“商用”性质的刻舟求剑式求证中。这种“按流程免责”胜过“按事实负责”的惰性，是滋生各类“合规式违规”的温床。佛山顺德的判例早已昭示：真正的合规，必须包含对邻里权益与社区安宁的实质性尊重。

法规的模糊地带则成了投机者的“安全区”。《武汉市住房租赁条例》管不住“自住”伪装下的群租，《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管不了“非结构性”的社区扰民。这种“事前无力甄别、事后难以查处”的监管断链，使得武汉光谷的教训，竟在同一城市上演“昨日重现”。

根治乱象，必须刺穿“形式合规”这层窗户纸。首要之务是推动审批标准从“结构安全”单一维度，升级为涵盖排水负荷、噪音评估、消防动线、社区人口承载力等的综合治理维度，将“对邻里的影响”量化并纳入前置审批。其次，必须激活基层的“治理末梢”，推动物业、业委会、社区形成监管合力，对装修实施从报备到验收的全程监督，实现“以动制静”。最关键的是，必须大幅提高违规成本，借鉴京沪等地将严重违规行为与个人征信挂钩的实践，让“隐形二房东”的投机算盘彻底打不响。

房子是私产，但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噪音、安全隐患、环境负担——却是纯粹的公共品。当26台空调的热风炙烤着社区的和谐，19个马桶的重量压迫着公共设施的极限时，任何完美的个体手续，都不过是将私人成本向社会转嫁的通行证。监管者若继续固守“不告不理”的被动姿态，实质上便成了这种转嫁行为的“默许同谋”。

法治社会的底线，从来不是“房子不塌就行”，而是不让任何人的安居权在任何形式的“合规”幌子下被侵蚀。治理的现代化，正体现于监管者能否超越对纸质文件的机械审核，去守护那更为珍贵的、无声的公共利益——那是夏日可开的窗，是安稳无虞的夜，也是一个社区赖以维系的、最基本的信任。

☆ 本文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92848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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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