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一条令人悲痛的消息在学术圈传播开来。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年仅41岁的副教授黄恺不幸离世，死因疑似为跳楼自杀。

这位化学系教授履历光鲜亮丽，北大的本科，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师从于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JohnPolanyi，可以说是一位万里挑一的精英知识分子。

更令人唏嘘的是，7月底，黄恺刚刚领证结婚，他的突然离世对于两个家庭来说都是天打雷劈。

这样一个知识渊博、前途无量的青年大学教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朋友和同学透露了一些信息，原因主要是校领导对其进行施压，裁减他的项目经费，并以考核不通过为由想要裁掉他，而在校领导的认知中，黄恺似乎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任人摆布。

不知是被PUA了还是其他原因，黄恺本人也认可了这种处境，随后其陷入抑郁，最终心绪崩坏，走向自杀。

而以黄恺本人的能力来说，他本不可能陷入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地。即便是离开这所学校，他这样的履历和能力也绝无可能找不到工作。

许多高校“非升即走”的聘任制让青年教师“卷”成麻花，而那些不适应快节奏竞争、不善于搞人际关系、不会看期刊编辑脸色、搞经费困难、厌恶虚头巴脑的青年教师，成为了这种科研KPI制度下的牺牲品。

区别在于，有些人能够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解放自我认知，选择一条可行之路，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加以回击。

而有些人仍旧深陷象牙塔思维当中，坚持用单纯的科学道理思考问题，从而陷入死胡同，把自己逼到绝境。

一个半生平稳，从象牙塔中选拔而出的学生，当他直接走到一个社会性不强的岗位上，往往还带着单纯、脆弱的理想化属性。

我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也是如此，单纯的心无比脆弱，能力根本无从在岗位上建立一个理想化生态，最终在自我折磨下选择退出。

而当一个人认识了世界的本质，便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混蛋属性，或者成为混蛋的附庸。

世间的道理掌握在人的手中，不被科学所左右，如果上帝的道理真的存在，释永信的“黄粱一梦”早在十年前就已戛然而止。

一个“象牙塔之子”若优先到社会上走一遭，就更容易建立这样一种认知。

所以无论你多么心思纯真，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一定得学会适时做“臭无赖”。

把工作上的“臭无赖”和生活中的良善区分开来，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四处告状折腾人，找个理由赖着不走，善于小题大做，学会哭天喊地，讲究睚眦必报……让领导头疼的事，往往对于身陷困境的个人才是有价值的事。

既然大道理的规则不合理，恪守小道理的人往往很难生存。

这种“混世魔王”的模式往往是让知识分子嗤之以鼻的，但更关键的是，大多数人很难学会这些。

“野生化”的生命力在教育规训中磨平了，甚至在自小的家庭教育中，“得过且过、吃亏是福”就深深刻在了潜意识中。

可无论这个世界的表象多么文明，本质上与数万年前区别不大，它的里子仍旧是野生的。

大国欺辱小国虽不再那么直接，但仍旧那么理所应当。反而是我们隔壁的神秘国度，颇有“混世魔王”的做派，令人敬而远之。

我常常感叹一些社会人士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处事方式和灵活机动的道理认知。

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一种极强的生命韧性。

我试图用一丝不屑来安慰自己，剩下的九分羡慕敬给自己的无能。

坚守内心的道义，为弱者呼唤，呼吁爱与平等始终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

但接受世界的丑陋，让自己像钟馗一样以凶恶法相惩戒邪恶，对太多高校出身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又是一大难题。

他们深陷在一个“象牙塔”构造的虚幻世界中，难以脱身。

而无论是何学历，大部分普通人都有自己的“象牙塔”，可能是朴素道德，可能是内心的柔软，也可能是安全感缺失所带来的懦弱。

除非你坚信“君子固穷”，“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之道，否则你将永远走在自我伤害的路径上。

所以，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永远是大多数人奔波一世的人生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