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的北京夜里，作战会议灯火未熄，一位参谋挨在同僚耳边低声提醒：“越军把兵力押到北部边境，我们得动真格了。”谁都明白，九十天后枪炮必响。

自抗美援朝结束，人民解放军已有二十五年未打过大规模对外战争。许多基层干部在演习场长大，硝烟只存在于影片和老兵回忆里，这种落差很快转化为真金白银的代价。

1979年2月17日凌晨，边防部队滚出集结地域，三路突击。战史写下刺眼数字：头一周牺牲七千三百余人，总计伤亡突破三万两千。冰冷统计掩不住血的炽热。

这一数字与1962年七百二十二名阵亡的对印作战形成强烈反差。那年部队里近半数是抗美援朝老兵，经验丰厚；而此时野战军里新兵比重高，班排长实战“零起点”。

越北丘陵丛林像湿滑的大网，遮眼、挡炮、吞坦克。集团军庞大的火炮难以穿透树冠，坦克在藤蔓里成了“铁棺材”，步兵只能咬牙端着火箭筒贴身硬顶。

越军并非纸老虎。自1945年至1975年，他们几乎年年作战，与法军、美军交手催生一茬茬老兵，加上对地形了如指掌，诱敌、埋伏、反包围样样熟练。

首战三天，部分兄弟连减员逼近编制四成。有人问某连长还剩多少弹药，他苦笑：“弹药够，手却少了。”这句玩笑背后，是刚踏出国门就遭遇的血色洗礼。

不只是普通士兵在流血。54军军长韩怀智把独子韩东军塞进162师炮团，“和大家一起上”成了最简短的动员。韩东军满脚泥水跟着炮车推进，最终幸存，但见过的牺牲让他经年失眠。

张志信的儿子张力在侦察分队被昵称“小北京”。2月26日，他压低嗓门向电台送出最后一句：“情报已发。”随即信号中断。遗体被找到时，手里还攥着密码本。

耿进福原已调地方，两个儿子耿军、耿晓康执意参战。15日，18岁的耿晓康被炮火击中；16日，耿军在绝壁前拉响手榴弹拒俘。耿进福握着两封遗书，强压悲痛给部队回电：“战斗不停。”

老山、防城、法卡山的轮战持续整整十年。刘斌一家六口轮番到前线，长子刘光牺牲在反斜面，次子刘明被炮弹夺去生命，女儿、女婿也带伤终身。连队给这家寄去六次慰问电，却一次都没有等来“平安”回信。

经验缺口为何会被放大？七十年代部队忙于“三化建设”，大练兵时日短，合成训练薄弱；庞大知识青年来队，老班长带新兵的链条断裂，山地夜行、辨位、抢修都得临阵摸索。

丛林作战对火力和补给提出了刁钻考题。浓雾加雨季，让空中侦察难以成像，后撤通道被泥石流切断，很多连队靠砍竹子当担架，单次后运就得十几公里翻山。

后期，炮兵学会“劈山射”后，火力梯次逐步奏效，再加上海上巡逻线切断越军补给，对手显出疲态。3月16日大部队按计划归国，野战医院里的担架却一时腾不出空位。

战后总结会上，总参提出“练指挥、练协同、练极限”，随后全军掀起高强度实装、实爆、实射训练潮。许多新式单兵电台、夜视器材的研发时间表因此提前。

对越作战付出的血账，也让外界看见中国军队高层“子弟同前线、荣誉在战壕”的担当。棺木回国时编号不分将校士兵，盖的都是五星红旗，这一幕让站台上无数老兵默然敬礼。

文件夹里的伤亡表静静躺着；北部边境那道寂静山脊下，仍埋着数千年轻的名字。只要提起他们，人们就能听到雨林深处骤起的枪声，那是当年最滚烫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