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的电影引发广泛关注，或许您已看过或有所耳闻。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呈现方式，以极具冲击力的叙事手法，将那段血色记忆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当银幕暗下、灯光亮起时，许多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脑海中萦绕着几个沉重的疑问：作为昔日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为何在短时间内沦陷？

城破之后，那场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发生时，蒋介石与毛主席，在得知消息后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要理清这段历史，还得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的具体背景说起。

七七事变前，中日关系早已紧张多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再到1933年长城抗战，日本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

但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他们觉得日本人的胃口没那么大，顶多是在华北捞点实际利益，例如：控制铁路权、经济特权等，像过去那样"敲一笔竹杠"就会收手，不会真的发动全面战争。

这种判断并非完全无依据，毕竟日本国内经济压力大，全面对华开战需要巨大资源，国际社会也不会坐视不管。

基于这种判断，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调动中央军主力迎战，而是让华北的地方部队顶在前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宋哲元领导的第29军。

这支部队原属西北军，装备水平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算比较差的——士兵主要靠步枪和手榴弹，重武器极少，连基本的通讯设备都缺乏。更麻烦的是，29军内部派系复杂，宋哲元作为军长，对下属师长的控制力并不强，部队凝聚力存在隐患。

但就是这样的部队，在面对日军进攻时展现出了惊人的血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29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带领官兵，用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硬是守住了卢沟桥阵地。

随后在南苑、北平等地的战斗中，29军官兵更是以"大刀队"闻名——他们背着大刀，在夜间突袭日军营地，砍得日军措手不及。

这些抵抗并非毫无代价。日军很快调来重炮、坦克甚至飞机，对29军阵地展开疯狂轰炸。29军装备落后，缺乏防空火力，士兵只能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

战斗最激烈时，副军长佟麟阁亲率部队反击，在指挥所被日军轰炸机击中，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乘车转移时，遭遇日军伏击，身中数弹牺牲。两位将军殉国时，都不到40岁。

血的事实终于让蒋介石清醒过来。他原本以为日本只是"局部挑衅"，现在才明白，对方的目标是意图吞并中国。但此时醒悟已经晚了——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军凭借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不到一个月就占领北平、天津，随后兵分多路向南推进。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

南京的防御问题让蒋介石陷入两难。作为首都，南京的政治象征意义极大，放弃会导致全国士气崩溃；但从军事角度看，南京周边是平坦的长江冲积平原，东有长江天堑，但南北西三面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日军陆海空火力下。

蒋介石很清楚这点。早在1937年8月，他就开始安排迁都事宜，将政府机关陆续迁往重庆。从军事理性角度，放弃南京、保存有生力量是更合理的选择——毕竟此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尚未损失，保留这些部队对后续持久抗战至关重要。

但守卫南京的将领唐生智坚决反对撤退。这位52岁的湖南籍将军，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他深知南京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地，是国家尊严的象征。如果首都都不抵抗就放弃，不仅会让全国民众寒心，更会打击抗战信心。唐生智主动请缨，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誓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最终被说服了。在唐生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坚定承诺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唐生智的请求，但内心充满矛盾。他一方面希望唐生智能守住南京，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抵抗；另一方面又担心部队被全歼，影响后续作战。

因此，蒋介石在部署南京防御时，采取了"半守半撤"的策略：表面上派10余万部队守城，但实际命令各部队"相机撤退"，甚至提前安排了撤退路线和船只。

这种矛盾的指挥，直接影响了南京保卫战的结局。1937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12月7日，日军突破南京城墙；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斗中，守城部队虽然英勇，但由于指挥混乱、撤退无序，最终演变成一场大溃退。许多士兵在撤退时被日军追击，或淹死在长江，或被机枪扫射，伤亡极其惨重。

南京保卫战的悲剧，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的多重问题：战略误判导致准备不足，指挥体系混乱，部队装备与训练落后，以及政治考虑与军事理性的矛盾。但同时也要看到，从华北的29军到南京的守军，无数官兵用生命证明了——国民党军队并非"不抵抗"，而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这些抵抗的意义，远不止于战术层面的得失。29军的大刀队、佟麟阁赵登禹的牺牲、唐生智的"共存亡"誓言，都成为了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向全国民众传递了一个信号：面对侵略，中国军人不会轻易屈服。这种精神，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心理基础。

当然，历史不能只看单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的表现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装备落后、指挥低效、部分将领畏战等。但将这些简化为"直接逃跑"，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理解这段历史，需要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复杂的：有战略误判的失误，有英勇抵抗的壮举，有指挥混乱的悲剧，也有保存实力的现实考量。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抗战初期真实的历史图景。而纠正"不抵抗"的误解，正是为了更客观地认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战斗最惨烈的是光华门争夺战。日军一个联队在坦克掩护下突入城门，守军第87师261旅的官兵们，用集束手榴弹绑在身上当"人肉炸弹"，硬是把日军赶了出去。

但这样的胜利代价太大。短短三天，守军伤亡就突破三万。前线指挥部里，电报声此起彼伏："雨花台阵地失守！""中华门被突破！""紫金山防线崩溃！"蒋介石在武汉办公室里，看着一份份加急电报，手指把桌角都抠出了印子。他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急得直跺脚："再不撤，这十几万中央军就要全完了！"

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南京的象征意义；但作为军事统帅，他也明白继续死守就是慢性自杀。最终，他一天之内连发七封电报给唐生智，用最严厉的措辞命令："立即制定撤退方案！""为国家保留元气！"

可这道命令来得太迟了。当唐生智接到电报时，日军已经完成合围，电话线被切断，无线电也联系不上各部队。更糟糕的是，撤退计划本身就漏洞百出：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明确路线，甚至没有足够的船只。有些部队接到撤退命令时，发现长江对岸的船已经被提前烧毁——这是唐生智为表决心早做的安排。

混乱在12月12日深夜达到顶点。下关码头挤满了溃散的士兵和平民，日军机枪从对岸扫射过来，江面上漂浮着尸体。有些部队为了抢船，甚至向自己人开火。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接下来的六周，这座六朝古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日军第6师团在中山门举行"入城式"，士兵们举着太阳旗拍照留念，背景是还在燃烧的房屋。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以"搜捕残余士兵"为名，在全城展开有组织的屠杀。

消息传到后方时，已经是几天后。通过冒死送出的照片和电报，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南京的惨状：街道上堆满尸体，有些还被浇上汽油焚烧；长江水染成红色，浮尸顺着水流漂向下游；安全区里，幸存者们挤在教堂地下室，听着外面日军的皮靴声瑟瑟发抖。

蒋介石看到这些照片时，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他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整整三天不吃不喝。浴室里传来压抑的嘶吼声，像受伤的野兽在哀鸣。这位曾经在黄埔军校门前意气风发的校长，此刻只是一个眼睁睁看着国民受难的失败者。他的日记里写着："余之罪戾，实深于东海……三十万同胞之血，夜夜萦绕于梦。"

南京的惨败彻底击碎了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幻想。此前，他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撤退消耗日军，等待国际调停。但三十万同胞的鲜血证明：对侵略者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1938年1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宣布："自今日起，凡我军民，唯有决死一战！"

这场战略转型并非纸上谈兵。蒋介石首先做的，是打破地方军阀的割据状态。当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统一，但桂系、川军、晋绥军等地方部队各自为战，甚至在淞沪会战中出现过友军见死不救的情况。蒋介石以"全国抗战一盘棋"为口号，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

第一战区（河北、山东）：司令长官程潜，负责津浦铁路沿线

第二战区（山西、绥远）：司令长官阎锡山，统筹晋绥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

第三战区（江苏、浙江）：司令长官顾祝同，巩固淞沪战后防线

第四战区（广东、福建）：司令长官何应钦，防范日军从华南登陆

第五战区（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这个任命让桂系首脑执掌关键战区

最关键的突破，是对地方实力派的"收编与放权"。例如，让李宗仁这样的桂系领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赋予其独立指挥权；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则承诺提供充足弹药补给，换取其出川作战的承诺。这种"以利害绑定"的策略，让原本互相猜忌的地方军阀，开始真正为国家而战。

蒋介石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破格启用一批敢打硬仗的将领。这些将军大多有两个特点：一是战功显赫但个性鲜明，二是曾因各种原因被闲置或打压。

李宗仁就是典型代表。这位桂系领袖与蒋介石素有恩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主动放下个人嫌隙。1938年1月，李宗仁走马上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所有部队，必须主动出击，不得擅自后退！"这种近乎严苛的指令，在当时消极防守的氛围中犹如一声惊雷。

薛岳的启用更具戏剧性。这位以"疯子战法"著称的将领，曾在淞沪会战中因抗命被撤职。但蒋介石发现，日军最怕的就是这种"不要命"的打法。1938年7月，薛岳被任命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阻击日军第106师团。

在接下来的万家岭战役中，他创造性地使用"天炉战法"：将部队化整为零，利用山地地形层层阻击，最终全歼日军一个联队，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8门，创下抗战以来最大歼灭战记录。

更令人称道的是对张自忠的任用。这位曾因"华北事件"被误解的将领，在南京保卫战后主动请缨。蒋介石力排众议，任命他为第59军军长。

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率部与日军板垣师团血战七天七夜，用大刀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最终收复临沂，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战后，日军在战报中惊叹："皇军遭遇支 那最强劲旅！"

1938年3月，当日军精锐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正踏入一个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

李宗仁的指挥部里，挂着一张详细的作战地图。他指着台儿庄的位置对参谋们说："这里就是绞肉机，我们要让日军在这里流干最后一滴血。"具体部署堪称大胆：

诱敌深入：派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故布疑阵，假装节节败退

两侧包抄：汤恩伯军团迂回至日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

重兵设伏：集中炮兵在庄外山地，等待最佳开火时机

战斗打响后，日军果然中计。矶谷师团仗着装备优势，一路突进至台儿庄内。3月24日，日军开始用重炮轰击城墙，每分钟落弹量超过150发。守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在电话里向李宗仁请示："是否撤退？"得到的回答是："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打完了，我来填！"

这种决绝激发了士兵的血性。当日军攻入庄内时，守军用集束手榴弹绑在身上，与日军展开巷战。有个排长带着全班战士，在炸药包上插着青天白日旗，冲向日军坦克群。这种"人肉炸弹"战术，让日军坦克部队损失惨重。

关键时刻，汤恩伯军团从侧翼杀出。日军突然发现后路被断，仓皇向北撤退。李宗仁抓住战机，下令全线反攻。中国军队的炮兵首次发挥了作用——德式山炮精准命中日军指挥部，师团长矶谷廉介险些被炸死。

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最终以日军伤亡1.6万人、被俘2400人的战绩告终。当战报传到武汉时，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突然对秘书说："去，把今天的报纸头条换成'中国胜利'四个大字！"

台儿庄大捷的意义，远超过一场战术胜利。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完成了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的战略转型，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不屈的抵抗意志。

要理解毛主席在南京大屠杀后的战略选择，得先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1937年12月，南京城破，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消息传到延安时，已经过去了好些日子。

那会儿的延安，藏在陕北的沟沟壑壑里，交通闭塞、信息滞后是常态——没有现在的电话网络，也没有高铁飞机，一封电报得辗转多个中转站，一份报纸得靠人骑马送过来，等消息传到毛主席手里，南京的悲剧早已经发生了。

当延安的干部群众终于得知南京的惨状时，整个根据地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窑洞前的空地上，有人蹲在地上抽旱烟，有人抱着孩子掉眼泪。但毛主席的反应，和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

蒋介石第一反应是“立刻打回去”。他急着调兵遣将，想在正面战场和日军硬拼。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毕竟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对同胞被屠杀的惨剧，都会想立刻反击。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国军和日军实力差距实在太大：日军的飞机能轰炸南京城，大炮能轰开城墙，坦克能碾过街道，而国军很多部队连像样的重武器都没有，士兵训练也不足。这时候急着“打回去”，就像一个手里只有木棍的孩子，非要和拿刀的壮汉对打，结果只能是更惨重的损失。

毛主席当然也愤怒，也痛心。他曾在窑洞里对着战报沉默许久，烟灰落满了衣襟。但和蒋介石不同的是，他没有被情绪牵着走，而是把这场悲剧当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抗战必须面对的现实：中日之间的战争，绝不是打几场胜仗就能结束的，而是一场要打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持久战。

这个判断不是凭空来的。早在南京陷落前，毛主席就已经在观察日军的作战方式：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初期攻势猛如虎，但有一个致命弱点——战线拉得太长。日本是个小国，人口少、资源有限，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得分兵守卫，时间一长，兵力就会分散。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能把战争拖下去，日军的优势就会逐渐变成劣势。

举个例子：日军占领南京后，需要派兵守城、维持秩序、运输物资，这些都需要大量人力。而中国军队如果这时候选择和日军硬拼，正好中了他们的下怀——日军正希望在正面战场快速决胜负。

但如果我们避开日军的主力，到敌后去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就能让日军陷入“到处要守，到处守不住”的困境。就像用拳头打棉花，看着用力，却使不上劲。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意识到，抗战的胜利不能只靠军队，必须把全国人民的心都凝聚起来。当时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对战争是迷茫的：有人觉得“打仗是当兵的事，和咱们老百姓没关系”，有人被日军的恐怖宣传吓破了胆。

毛主席提出“武装民心”的理念，就是要让每个中国人都明白：抗战是每个人的事，工人要生产武器，农民要支援粮食，学生要宣传抗日，妇女要做军鞋，连儿童都要站岗放哨。这种全民参与的抗战，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借着昏黄的油灯光，毛主席坐在一张旧木桌前，拿起笔开始写。他要把自己对战争的思考，变成一篇能让全中国人都看懂、都能从中获得力量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论持久战》。

今天我们回头看《论持久战》，可能会觉得里面的理论有些抽象。但你得把自己代入到1938年的那个春天——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日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华北、华东的大片土地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危在旦夕。

整个中国都弥漫着两种情绪：一种是“亡国论”，觉得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与其被打死打伤，不如直接投降算了；另一种是“速胜论”，觉得只要我们狠狠打几场胜仗，比如台儿庄战役那样，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去。这两种论调，都非常危险。

先说“亡国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被日军的强大装备吓破了胆，要么是对国家的抵抗能力完全失去信心。他们觉得，日本有飞机大炮，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根本不是对手。继续打下去，只会让更多人流血牺牲，不如早点投降，还能减少损失。这种想法一旦蔓延，就会像毒药一样腐蚀军心民心，让整个民族失去抵抗的勇气。

再说“速胜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是看到了几场局部战斗的胜利，比如台儿庄大捷，就盲目乐观起来。他们觉得，日本也没那么可怕，只要我们集中兵力打几场大仗，就能迅速扭转局势，把日军赶出中国。

这种想法同样危险，因为它忽视了中日两国在国力、军力上的巨大差距。日军当时正处于战略进攻阶段，气势正盛，如果盲目追求速胜，很可能会陷入日军的陷阱，导致更大的失败。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一针见血地驳斥了这两种观点。他告诉全国人民：日本是个强国，但他们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的。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不仅中国人民反对，连日本国内的老百姓也不支持。

而且，日本的战线拉得太长，从东北到华南，从城市到农村，他们需要分兵把守，力量被分散。这些都是日本的致命弱点。

而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全民族参与的。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人到农民，从学生到商人，所有中国人都在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努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和奋斗，就是我们最终必胜的根基。

毛主席还清晰地指出，抗日战争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人的战略进攻、我们的战略防御阶段。这时候，日军会疯狂进攻，占领我们的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则需要利用地形优势，开展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第二个阶段，是敌人的战略保守、我们的战略相持阶段。这时候，日军的进攻势头会减弱，他们需要分兵守卫已经占领的地区，而我们的军队则会逐渐积累力量，开展局部反攻。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的战略反攻、敌人的战略退却阶段。这时候，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全面反攻，把日军赶出中国。

毛主席特别强调，最艰难、也最关键的，就是中间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挫折，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城市和土地，但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积累自己的实力，就一定能等到反攻的那一天。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三个阶段，毛主席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抗日战争就像一场长跑比赛，日本虽然起跑快、步子大，但他们体力有限，跑不了多远就会累得喘不过气来。而我们虽然起跑慢、步子小，但我们体力充沛，只要坚持跑下去，就一定能超过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论持久战》发表后，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延安，干部们争相传阅这篇文章，部队里的战士们把文章里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老百姓们则通过口口相传，把文章里的道理讲给更多的人听。

在国统区，很多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风险，偷偷翻印这篇文章，分发到各个角落。就连一些国际上的友人，读了这篇文章后，也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论持久战》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不仅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这个根本问题，还给出了“怎么打赢”的具体方法。它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知道了只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它也让全国人民团结了起来，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

具体怎么做？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带领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这样大家才愿意跟着党走；组织民兵，教他们打地雷战、地道战，让日军寸步难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让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参与管理村庄。这些措施看似“软”，却比硬拼更有效——当每个村庄都成了抗日的堡垒，当每个老百姓都成了“情报员”，日军就算有再好的装备，也打不赢这场“人民战争”。

回头看南京大屠杀后的选择，蒋介石急着“打回去”，结果在之后的正面战场吃了不少亏，比如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虽然打得英勇，但国军损失惨重，很多精锐部队被打散。而毛主席选择的持久战路线，虽然初期看起来“慢”，却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943年、1944年，日军的攻势已经明显减弱，敌后根据地反而越打越大，这就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说到底，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区别，不在于谁更爱国，而在于谁更看清了战争的本质。蒋介石看到的是“眼前的仇”，想立刻报；毛主席看到的是“未来的路”，想怎么走才能走到终点。这种战略眼光，就像下棋时的“看三步”，不是比谁更冲动，而是比谁更清醒。

历史证明，毛主席的选择是对的。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没有让中国人陷入绝望，反而让更多人明白了：这场仗，不是靠一时的血气就能赢的，得靠智慧、靠团结、靠坚持。而毛主席做的，就是把这种智慧变成具体的战略，把团结变成具体的行动，把坚持变成具体的希望。

很多人以为《论持久战》只是教人如何打仗的军事著作，但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如果把抗战比作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这本书就是最精准的"路线图"和最强劲的"能量补给站"。

它用最朴实的语言告诉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一定能赢，但胜利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种准备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斗争——既要看到敌人的强大，更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既要清醒认识困难，更要坚定必胜的信念。

88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论持久战》蕴含的精神财富依然熠熠生辉。它告诉我们：面对任何困难，既要有"刚"的韧性，也要有"柔"的智慧；既要看清眼前的挑战，更要布局长远的未来。

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精神依然在发挥作用。当我们面对国际竞争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正是持久战思维的延续；当我们推进科技创新时，"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正是对"持久战"精神的传承；当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时，"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正是对"战略定力"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