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0日，国府驻法大使馆通电起义，第一个升起了五星红旗......

1949年4月的巴黎，春寒料峭，乔治五世大街上的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内却弥漫着一股无形的火药味。

使馆会议室里，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桌面上散落着从国内传来的电报和报纸，几名外交官围坐一圈，争论声此起彼伏。

话题的焦点，是远在万里之外的长江——解放军百万雄师已兵临北岸，国共和谈在北平进行，但谁都知道，和谈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一旦破裂，共军渡江将成定局。

“长江天险，自古难越，国民党军据险而守，又有海军、空军助阵，江南半壁天下绝无问题！”

上校武官王观洲拍着桌子，声音铿锵，目光扫过在座众人，似乎要用气势压倒异议。

王观洲身旁，新闻处长汪公纪点头附和，手指敲击着桌面，补充道：“共军虽有百万之众，但缺乏渡江装备，强行渡江无异于送死。”

坐在对面的公使凌其翰却不以为然，他手指轻点桌上的电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解放军雄师百万，所向披靡，渡江不过是弹指间的事，不信的话，可以拭目以待。”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掷地有声。

旁边的孟鞠如推了推眼镜，接过话头：“国内战局早已明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士气低迷，长江再险，也挡不住民心所向。”

一旁的钱能欣虽未开口，但微微点头，显然站在凌其翰这一边。

这场辩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双方各执一词，会议室内的气氛越发紧张。

最终，争论无果，众人散去，但王观洲和汪公纪的眼神中透着一丝不甘。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判断被否定，更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的颓势。

几天后，当解放军于4月下旬顺利渡过长江，一举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使馆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凌其翰等人虽未多言，但彼此交换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确认。

而王观洲和汪公纪则彻底失了颜面，他们在使馆内走动时，步伐都显得有些沉重。

然而，这场辩论并未就此结束，反而成为一颗埋下的种子，悄然发酵。

王观洲和汪公纪将失败的愤怒转化为行动，私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去密报，称凌其翰、孟鞠如等人有“谋叛党国”之嫌。

他们甚至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特意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用醒目的标题披露凌其翰等人“背叛党国”的行为，试图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他们。

消息传回巴黎，使馆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在揣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国民党外交部很快做出反应，密电驻法大使钱泰，要求彻查此事。

但钱泰此时因车祸重伤住院，行动不便，且深知使馆内部形势复杂，不愿得罪任何人。

他将密电内容私下告知凌其翰等人，随后以敷衍的措辞回复了外交部，暂时平息了风波。

然而，这件事并未真正过去。

熟悉凌其翰的宋子文在赴美途中路经巴黎，特意找到他，语气中带着试探：“凌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凌其翰只淡淡一笑，未做正面回应，但内心已然明白，国民党高层的猜忌和压力正如阴影般逼近。

与此同时，国内的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起义的浪潮席卷各地。

8月间，报纸上频频报道某某部队、某某舰艇脱离国民党控制，投向新中国的怀抱。

这些消息让凌其翰、孟鞠如和钱能欣心潮澎湃，他们开始私下密商，讨论起义的可能性。

恰逢此时，国民党政府已欠发三个月薪水，馆员们生活艰难，怨声载道。

凌其翰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提议以索薪为切入点，串联众人，将经济诉求转化为革命行动。

孟鞠如和钱能欣一致赞同，三人迅速达成共识，决定将起义的计划付诸实施。

9月18日，距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仅剩三天，驻法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的11名馆员——凌其翰、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耿嘉瞍、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在使馆内一间不起眼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了联席会议。

室内灯光昏暗，窗帘紧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决绝的气息。

会议一致决定，致电国民党外交部催发欠薪，并明确声明，若双十节即10月10日仍未收到薪水，全体馆员将停止服务。

他们还起草了一份通函，发往驻欧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

几天后，部分使领馆复函表示支持，这让众人信心倍增。

会议结束后，凌其翰站在窗前，望着巴黎街头的车水马龙，心中百感交集。

他知道，这条路一旦踏上，便再无退路。

而远在国内，新中国的曙光正在升起，北平传来的消息称政协会议已开幕，《共同纲领》讨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告成立，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

这些消息如春风般吹进使馆，让每个人都感到振奋。

他们明白，起义的时机已然成熟，10月10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9月30日的巴黎，夜色深沉，乔治五世大街上的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内，一盏孤灯映照着会议室内的紧张气氛。

窗帘紧闭，门窗锁死，驻法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的馆员们围坐一圈，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决然的气息。凌其翰低声宣布：“10月10日，双十节，我们正式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众人点头，目光坚定。这次紧急秘密会议敲定了最终计划：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公物文件，等待新政府接管。凌其翰将使馆的政治案卷秘密移至馆外，龚秉成也将密电码本妥善藏匿，以防落入反动派之手。

为确保起义宣言的严谨与影响，会议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起草通电宣言。

孟鞠如执笔，胡有萼修改，凌其翰定稿，三人连续两日挑灯夜战，终于完成《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

宣言内容直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朽，表达对新中国的拥护，并呼吁其他驻外人员响应。

孟鞠如和钱能欣将宣言秘密交给中共驻巴黎总支部负责人孟凌崖，由其提前传回北京，呈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以争取国内支持。

10月5日，凌其翰亲自前往法国外交部，拜会亚澳司司长贝扬斯。

办公室内，空气略显沉闷，贝扬斯先询问了钱泰大使车祸住院的伤势，凌其翰简要回答后，直入正题：“司长先生，我今天特地来见你，是正式通知你：我们驻法国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已经决定脱离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贝扬斯闻言一怔，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恢复平静：“公使先生，我会将你的声明立即报告舒曼部长。我将尽快将答复告诉你。”

凌其翰告辞后，贝扬斯迅速将此事上报，法国外交部因尚未承认新中国，态度谨慎，但舒曼部长指示需慎重处理，既顾及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也避免得罪新中国。

10月10日，双十节当天，巴黎两馆正式对外通电起义，宣言内容掷地有声：“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认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消息一经发布，迅速传遍海外华人圈，巴黎街头的华侨议论纷纷，许多人拍手称快。

1949年10月10日，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全体爱国外交官通电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