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妈其实不是我的干妈。

上世纪的80年代初，干妈的独生子要拜一位干爹当“保保”，就是找一位年富力强的男性当干爹，庇护小孩子少病好养的意思。当时是插秧季节，亲戚和邻居们都互相帮忙插秧。轮到给干妈家插秧的那天，不知谁定的主意，第一个跳进干妈家水田插秧苗的人，就是挑选的“保保”。干爹已经提前给一位和他交好的朋友打好了招呼，让他当天率先跳到水田里。谁知道我的父亲，不明就里，捷足先登，不等人招呼就兀自跳进水田里。

就这样，我的父亲误打误撞，尴尬地成了新任“保保”。干妈的独生子要叫我的父亲为“干爹”，叫我的母亲“干妈”。乡下也遵循“对应外交”的原则，我也要叫对方的父母“干爹”“干妈”。

所以干妈其实不是我的干妈，我只是“巴”着我的干哥哥叫的。而我，一个从小皮糙肉厚、不怎么让父母上心的傻大姐，父母是无需给我找一个干妈当“保保”的。

我家和干妈家就隔着一片竹林和一条土路，多年来不交恶，也不亲近。因为这突如其来、歪打正着的“干亲家”关系，我们和干妈一家，从客套生疏的邻居，成了某种意义的亲戚，逢年过节别别扭扭地走动起来。

干爹瘦高，是70年代的高中生，在农村里算是高学历的农民，他总是客气而沉默，很少跟村里其他男人那样在茶馆里抽烟打牌。干妈要热络得多，也爱跟人打招呼聊天。从我记事起，干妈就是街坊四邻里出众的勤快人。她从山上嫁到山下，因为地区条件比老家好，算是一门称心的婚姻。所以她对自己的小家格外满意，也非常用心地经营着。

从年头到年尾，干妈总是跟着干爹身后，在各个责任田里忙碌。种水稻，种蔬菜，种麦子，种油菜……后来，乡村里提倡“产业化经营”，上面让大伙儿种水果，种经济作物。大家活儿对这些新事物很犹豫，种水果要三年才挂果才有收益，不种庄稼，这三年没有收入的光景人吃什么？不种粮食，心里不踏实呀！可是，干妈跟着干爹率先开始种巨峰葡萄，种丰水梨，种枇杷……每一样庄稼在他们手里都营务得非常好，长势总比旁人天地里更旺盛。很快，干妈家里的水果开始丰收，买了很好的价钱，收入比种粮食高出很多。干妈家成了我们周围少有的富裕家庭。

相比于我父亲和母亲常年干仗吵架，干爹和干妈似乎从来没有争吵过，日子过得平和而娴静。小时候，我总以为这种幸福的氛围是因为干妈只有一个独子，不像我们家，我，我弟弟，三个孩子；孩子太多，家里也没有祖父母帮衬，日子常常都是鸡飞狗跳。加上父亲爱去茶馆喝酒打牌，脾气还很大，家里和地里多数是母亲一个人操劳，母亲的怨气自然非常大。作为家里的老大，虽然我只比双胞胎弟弟大三岁，但我常常是母亲发泄情绪暴打的对象。那时候我总想着帮母亲多干活，多做事，母亲的心情就会好一点，我就少一点提心吊胆。

虽然才十来岁，但是我喜欢在田野里跟着母亲默默劳作。况且，一边干活，一边听听母亲隔着田埂和干妈大声说话，心里很踏实，不必担心哪样事情不顺母亲的意而遭到责骂。我留意到，干爹通常是在庄稼地里默默劳作，干妈则是得力的副手。他们一同出工，一同收工。我家的田地里，只有我的母亲和年幼的我。如果我上学去了，则是母亲孤单的一个人。

多年后，我读到“父爱则母静，母静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这样的句子，我想到了干妈，想起他们家那种恬静安稳的日子，也恍惚记起我的童年，如同“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我上中学后住校了，一周才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回家，我发现母亲跟着几个大妈学起了打麻将。在父亲喝酒打牌不回家的时候，母亲不再气愤填膺。她也开始“摆烂”，干上半天活儿，就跟街坊几个大妈在院子里摆上桌子打麻将，五毛一元的输赢不大，但这样的消遣能够让母亲暂时忘却父亲带给她的痛苦。这个崭新的社交天地让母亲从牛角尖里走出来，焕发出新生般的活力。

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感到无能为力，如同一棵更加提心吊胆的稗子。我到葡萄田里拔草，在来例假的时候跳进水田里插秧，只想着周末多干一点活儿，母亲负担轻一点，心情好一点。

田野里总是很安静，在绿盎盎的果树枝丫间，我总会看到干妈，她从来不跟着大妈们打麻将，似乎在田地里她才舒坦。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放假了呀？”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啊？”都是毫无营养的客套话，我时常感到被迫社交的拘谨，也有自己的处境被看穿的尴尬。我羡慕干妈家种植地茂盛的果树，平平整整的菜畦，还有这些庄稼后面透露出来的安稳、殷实和平和。

再长大以后，我离开家乡到城里谋生。初到城市的我终日惶惶谋生，不仅没能让我的父母争光，反而让他们生出投资失败的愤懑。我没能在城市站住脚，还失去了我的农民身份，我成了一个上不挨天、下不沾地的“四不像”，四处碰壁。

如果我没有读书离开农村，我一定乐意当一个干妈那样的农妇，勤劳，持家，平和，在田野里劳作，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只要站在大地上就有无穷的力量。我会向干妈请教种植中遇到的问题，偷偷观察她的方法，跟她竞赛似得前后脚出工，跟她一起在田埂上歇着聊村里的八卦……

但是我已经是漂泊的浮萍，回不去了。

一年又一年，日子平静如流水过去。老家的孩子们长大，大多到附近的工厂打工，每一月旱涝保收，不必像种地那样看天吃饭，也不用跟泥土、烈日打交道。工厂里下了班就可以休息，每月还有假日，年轻人自然不肯再种地。老一辈呢，上了年纪，干不动了，成片的果树天地就逐渐撂荒了。

干妈和干爹也逐渐苍老了，他们是老家为数不多坚持操持田地的农户。干妈的独生子初中毕业后学了大车驾照，常年跑长途不在家。田地里种出来的水果要靠干爹用自行车绑两个大竹筐装上，靠人力拉到镇上卖掉，这让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那些清闲的老人，虽然兜里没几个钱，却经常用酸溜溜的语气调侃我的干妈，说她不知享福，一辈子劳碌的命。

村子里坚持种植的农户越来越少，因为传言这里要拆迁了。七大爹八大姨们都在盼着快点拆迁，修地球的辛苦日子让他们已经过地够够的了。拆迁不仅能够得到一大笔飞来横财，还能拜托农民的身份，老人有社保，青年随便上个班都比当农民挣得多，孩子们还能到城里上学。大家笑话，到时候估计只有我干妈一家舍不得，毕竟他们成天都在田地里忙碌，没有地了估计浑身都不自在，哈哈哈……

干妈一直坚定地痛斥拆迁的传言是一派胡言。她和干爹坚持一丝不苟地营务着地里的各种水果和蔬菜。在四周撂荒的田地的对比下，干妈家的田地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堆里，婷婷袅袅站着的姑娘，梳洗得干干净净。

其实他们不知道，舍不得这片土地的还有我。这片土地从童年开始就给我宁静的力量，失去她我就真的跟浮萍一样了。

那时候网上刚刚兴起了BBS，我在本地的论坛发了一篇采摘水果的帖子，希望能够招徕到城里人到地里去采摘，免除干爹卖水果的辛苦。担心被骚扰，我不敢留电话，只附上一张手绘的、干妈家的地图。

没想到，一天后，竟有好几批凭着手绘地图找到干妈家水果田的采摘客，帖子上还有好多要电话来买水果的人。周末两天，干妈家的水果，在地里就卖完了！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干妈总是像看待稀客一样看待我。问我哪天回来的，哪天走。我走的时候，干妈总是把地里时鲜蔬菜瓜果摘了来送给我，找各种袋子给我装得满满当当。而且每次都非常低调，悄悄拿给我，不许我推让，免得闹出动静，惹人观望。干妈的馈赠，让我这样一个无用之人俨然得到尊重。

故乡依然在慢慢消失。总是在突然间，村里突然通知要拆迁了一片，然后又是寂静。拖拉着过一两年，又是突突拆一片。干妈一直笃定得坚持耕种，在我回乡的时候送我刚刚采摘的蔬菜瓜果。有一次，匆匆忙忙去地里拔了一片姜苗，把新鲜的嫩姜给我装了一大袋子。

闻着那熟悉的土壤气息，我突然感觉胸腔里有股热流在涌动，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不管我们如何眷恋这片土地，在坚挺了几年之后，她还是被拆迁了。干妈一家是最后搬走的。没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干妈平静地搬家了。拆迁赔偿的安置房肯定还要几年才能拿到。因此，与其他去租房的人家不同，干妈家买了商品房，直接住了进去。

祖祖辈辈当了那么多年邻居的人，不管之前有多少争水争路争田的睚眦，现在都恍如云烟了。大家打听着搬家的新地址，寒暄着如何互相串门走动，然后就是约在新据点打麻将，还是老搭子，一如既往。

干妈还是不会打麻将，她就日日在街上遛弯，看见熟人就站在路边闲聊几句，或者干脆同路遛遛弯，她还是那么平和，接受命运的新安排。

因为没有老家这个纽带，要遇见之前的老邻居越发难了。最近一次看到干妈，是在街上偶遇。干妈一定要给我买橙子，看我推脱要走，她在卖橙子的摊子上装了满满一大袋子，过了称之后飞奔追上我，一定塞到我手里。然后才笑着说“我还没给钱了，我得回去给人家钱。”

干妈刚走我又遇到了一位大婶，站着寒暄几句。付完钱的干妈过来看我还没有走，又马上钻进街边的便利店，买了一件儿童牛奶一定要让我拿着。我想推又推不掉，干妈已经又转身走了，“老板还没有找我钱，我怕你走了，赶快先拿出来了，我回去拿找我的零钱。”说完又飞快地走远了。

干妈长得非常瘦小，一米四的个子，留着老式的短头发，小小的脸布满皱纹，常常都是平和慈祥的表情。望着她的背影，我总是像在回望我的故乡。如今故乡没有了，干妈就是我的故乡。

乡下的干妈，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