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

提到“小镇做题家”，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从县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他们靠着日以继夜的“刷题”，拼尽全力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成为应试教育的“成功者”。

而当这些习惯了在试卷上找答案的年轻人，终于走进大学、踏入社会，面对一片更陌生、更广阔的世界时，过去靠刷题、背公式就能获得的安全感，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十分无力。

“小镇做题家”概念的流行并非偶然，它照见了许多被推着走向规定路线的年轻人，与真正的现实碰撞、遭遇后的不解与无奈。他们的迷茫与尝试，他们的坚持与突破，也许正是这个时代最真实、也最深刻的一道印记。

伊险峰和杨樱在《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一书中，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呈现了一个关于“做题家”年轻人的切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体最真实的渴望与挣扎。

这本书聚焦于1995年到2005年间出生的“富足一代”年轻人：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判断，他们以身份的名义如何行事，他们与父母、学校、社会、社会观念的关系，还有冲突。

“做题”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但当这种思维内化为生活本能，并在离开学校后遭遇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模糊性与价值多元性时，这些“做题家”将经历怎样的震荡、调试与重生？《富足一代》中的相关讨论，为我们进入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做题家”

张心怡是湘潭人，11岁就离家去长沙读初中，到了高中，成绩全省掐尖。湖南优秀生源聚集在长沙，有四大名校，张心怡所在的学校排名紧随其后。她说当年北大有一个名额，长沙自主招生，需要自己考，有考试名额。

她在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推荐全省60个人，她进前十名，这样高考有30分加分。高考正常发挥，全省排第140，离北大差10分，离清华差6分，算上加分，她知道她可以上北大了。

北大也算不上是多久远的梦，她原来对此并没有概念。她考进高中的时候分数是年级第一，但那时她不知道自己学习有多好，直到有一次在年级排第一，在整个教育集团里排第二，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上个很好的大学。但什么是好，甚至什么是一本二本，她依旧糊涂。

“小时候我妈妈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我能考上北大，她做梦都会笑死。‘你要是能考上，我就在街上摆流水席。’”因为有妈妈这句话，她理解这是件特别难的事，遥不可及。到了知道自己学习成绩好，开始算计这件事，把自己的成绩换算一番，再算上自主招生，再算上加分，慢慢地，她就把目标定成北大。

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张心怡回顾自己高中，觉得她毫无疑问应该算作一个称职的“做题家”，只是不是小镇，“算是省会做题家吧，介于人大附和小镇之间”。这是她给自己的一个更“精准”一点的定位。

《少年的你》

“省会做题家”进了北大，蓬勃热情并没减弱，不再以高考为中心安排学习，她对学地理又没有多少归属感——“没有师门那种感觉”，就想读个双学位，选中了社会学。北大每个人都可以修双学位，有两个学位证，额外交钱，150块钱一个学分。

“要自己报名，通过本院系的考核。它要看你的绩点怎么样，如果太差也不行，因为你要证明你学有余力。另一方面就是接受你的院系愿意接受你的申请。”这些都在她的把握之中——至少在这个时候，她的精准主导的学业和生活都有条不紊。

还有余裕，师姐介绍她进了北大的校媒，她做起了记者。也许是这行当门槛不高，也许是张心怡迅速掌握了这一行当的技巧，很快她就成了这个校园媒体的负责人。

赶上媒体业变革，她主导做了公众号，后来又做了小程序，独立App，像是一个媒体矩阵的样子。她写了若干篇稿子，满足了她了解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她认为这与对社会学的兴趣一脉相承。

“我之所以做记者，没有去做社会学学者，是因为我虽然对社会学议题很有兴趣，但我没有那么多耐心。你要做一个社会学博士，确定一个议题，你要研究五年，完全坚持不了。像做记者，一个题最长也就做三个月吧，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还是要保持一种“精算”的态势。

张心怡在她人生的各个关键节点上，尽可能用她的精确算法，衡量评估所有选项。精确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就是冷静，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会得到什么，结果大体上会怎么样......冷静的结果，就是一切按部就班。

对“精确”的反抗

“精确”塑造了张心怡的生活，改变了她对一些人或者事的期待，比如父母。但更多的时候，随着生活中变量的增加，精确的解题思路会遭遇更复杂的问题，有时使她陷入某种困境当中，有时又戏剧化了她的人生。

“不确定”和“对精确的反抗”——有时被动、有时主动——张心怡的生活开始从“做题家”模式走出：一个做题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反复练习，通过对题型、知识点的掌握像打游戏一样打怪升级通关，但生活不是打怪游戏。张心怡意识到“出题”与“解题”这种打怪模式不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规动作。准确一点说，她开始真正地生活。

她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架到社会学那个“烤炉”上了——在大二接触那门社会学导论之后，突然萌发的对社会学的兴趣让她一头扎进韦伯、涂尔干们的世界。她开始以为这会是新一轮“出题”与“解题”的继续，好处在于这来自她自己的兴趣。

起初也确实如此：学到一些理论，老师也非常厉害，那些都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学问，大师们的理论自然很高妙，老师的课也讲得特别精彩……但是，课后，看原本——不管是原著还是中文版，发现自己看不懂，不像在课堂上被激情澎湃的老师引导时的那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送你一朵小红花》

“你感觉自己像个肥皂泡一样往上飘，好像懂得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没有，你的梦想和追求是太阳底下的肥皂泡。”第一次，她说她感觉什么也没有学到。

“你的能力跟不上。”张心怡说自己的痛苦之源，“本专业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教的地理那些东西都是高中地理的进阶版，就纯文科生的、让你背的那些东西。而这个行业里真正需要做研究学习的东西，比如什么软件、遥感、编程，这些是不会教的。你必须自己艰难摸索才能找到。如果你没有动力去学，你稍微迷茫，你有一课没有跟上的话，你就学不到东西。”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她似乎不经意间说出这句话，这个认知超过绝大多数的本科生，正在上大学的人很少有能力这样体察正在消磨掉的时间，某种意义上，“精确”或者“冷静”意味着进入“忘我”的状态，消除自我对时间、世间万物的感知，以他者的态度来观察。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你真的不能有迷茫的时间。”张心怡当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现实与困境：外因归结为北京大学教育不够扎实，内因是她的迷茫。不要问一个迷茫的人以找到解决方案，她能做的只是自救，像一个就要睡着的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茫!不要迷茫!”。她给出的自救方案是：“你没有觉醒的时候，你顺着一个规定好的路径去做。”

“毕竟是省会做题家出来的。”她说。她把这段逸出常轨的人生，依旧看作一道她得心应手的题：这道题，她不会做，似乎也没学过这个知识点，甚至可能连题型都没见过，但解题的思路——“规定好的路径”——是她掌握的，姑且算是“人生应用题”吧。

事后（大学毕业之后）过了一年的时间，她可以重新看这个解题的自己，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另外一种“估分”时刻。

“我当时很浮躁，心态不好。我当时真的很忙。我在媒体实习，还有校媒，本学位的课要学，还有社会学。我为了申请学位，那学期学了七门还是八门社会学的课。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跟朋友交流时说的，你在北大读一个本科，什么也没学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很多文科生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是觉得自己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我不考虑有用没用，就是没学到东西。然后，我觉得原因有一点，北大课程设置是这样，地理科、土壤学，上课教理论，有什么类型、有什么成分，考试的时候也考这些东西。但你要应用的话，你会的东西应该是遥感，但它不会教遥感——通过卫星做分类，波频来判断土壤。”

“它（遥感）不是上班之后实际接触，上了手就一下子能学会的，它没有这么简单。学无止境。通过北大的期末考试是很容易的，考前背一背，北大学生应付考试是最擅长的，重点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些同学，做研究，它真的可以变成SCI，学社会学真的可能会出书。像项飙那样读本科时就出书的人，每年都有。这意味着你的同学会做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我当时就很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能这么快就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我的姐姐》

她可以从容处理考试的事。但浮躁与考试无关，找到自己想走的路也与考试无关。

“学前教育，发录取通知书，一个人来到北大，他就会有被选择的使命感：我怎么被选择了。这个很害人。你一旦觉得你是被选择的，你就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你可就完了。”

路都走对了，怎么还是出了问题？

一方面是驾轻就熟，生活变得简单，张心怡可以轻松应付种种可能性，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像前面说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直到“不确定”开始侵入她的生活，让她产生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主动出击，她厌倦了“精确”对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安排，她希望用不确定性的东西来打破常规生活。

“对精确的反抗”，试图“打破”常规生活，实际上从她读高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她选择的突破点是“追星”，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发挥了她审时度势的优势，迅速切入核心。她成了一个“站姐”。

“站姐”是相对于“站子”的一个概念，站子是跟踪艺人行程、发布艺人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这套体系从韩国流传进来，迅速适应并改造了整个粉丝圈子”，张心怡说她迅速掌握了这一系列技能——对于她的智力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一道很难解的题。

“我那时是有精神病了，觉得生命中只有这么一件事。”她这么说，我们原本以为只是一种修辞，“我真的抑郁了。我一直追星，后来确诊了抑郁，开始吃药。”她没有忘记偶像带给她的戏剧化人生体验，“2019年的7月2日，因为前一天7月1日是我idol的生日，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信，获得了力量，第二天就去了医院。”

那时张心怡已经开始在那家时尚杂志做实习记者，写稿子，获得好反响，编辑鼓励她继续写。“你必须得对这方面感兴趣，这样才会持续下去，所以你就得不断校正自己的兴趣。我今天看了这个，很有趣，那就写，但你冷静下来，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兴趣，就不想继续写。”

《小欢喜》

还有写完了的稿子，编辑没有时间编，一直拖着没发，就像有人把按部就班的工作按了一下暂停键，她的所有工作也都延宕下来。然后，有一天她发现，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感觉日常生活进行不下去的样子。她给这个状态定义为“认知失调”。

爆发点是地理专业的一门课。大二时有个学术项目，她参加了，一直没做出成果来，到了大三，她上台去作论文报告。正讲着，老师就打断她，说，不要做了，你做不出来，我们不指导没有意义的论文。“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么说。那计划是有补贴的，她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拿补贴。”

张心怡当时崩溃，跑到教学楼大厅里去哭，身边人来来往往，她也不在意。好在有一个朋友看到了她，带着她离开，去食堂吃了一份黄焖鸡米饭，感觉稍微平复一点，再去求助中心，做一个长程咨询。

“咨询不容易约，资源有限。我就夸大了我的病情，不过那时候也确实很严重的，我睡不醒。我每天都是下午两点醒，很冷漠，很淡漠。做自测，做自成像，做脑电，定位，我就是情绪障碍。我自测是重度抑郁，咨询意见是双相障碍二型，脑电显示工作记忆功能丧失，还有什么受损，当时真的觉得生活难以为继，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怎么都没用。我那学期没有上过课。”

“咨询师对我的情绪还是有安抚作用，”张心怡觉得北大学生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还不错，虽然她已经不记得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好多大学的心理干预机构不是真正的心理诊疗，它主要是防止你自杀。要不你休学吧，要不你歇一段时间。”

不被允许通过的“难关”

我感觉人分两种：一种是找到自己心中所爱的东西，很幸运，有爱的；另一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心理咨询师说我的人生感觉是在走钢索，感觉不到有力量在支撑着我。

张心怡至少提到有两个原因。她和杂志编辑都有的拖延症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专业课老师的当众羞辱。这些显而易见的诱因之外，还有什么？

她的“精确”生活的稳定感与不确定的现实、她有意引入的诸多变量......这些是否会促使某种心理状态的恶化？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感觉不到支撑的力量？

如果我们把张心怡“省会做题家”生涯之外的另一条线索整理一下：

上高中时不合群，没有人理她；

成绩好，为自己争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开始看视频，追星，从明星身上学“为梦想付出努力”之类，投射到自己身上；

追星变成生活中最具刺激性、充满变数的存在，你可以理解成是沉溺，也可以乐观地理解她对这种行为的驾驭能力；

“她们也是追星。这种追星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相当于找到一个精神寄托，跟我养一只猫、养一只狗差不多，就是一种爱好。”她甚至会这么说；

思考追星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她有一个“冷静”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他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她既可以客观去写自己的“三流站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戏剧化”的那一面——这同样是他者视角的一个结果；

这是张心怡智力优势的体现，表现结果就是自由出入某种非常规的状态，她会控制一个度；

到北大之后，显然她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来处理她的学业之外的生活，例如媒体的工作，例如社会学的学习，她会用这些新技能重新观照她的娱乐圈际遇；

《小欢喜》

她甚至找到了一个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把娱乐圈的观察作为基石，重新布置她的事业和生活......

我们本来可以把它视为张心怡第二次“自由出入”非常规的状态，但看起来她这一次似乎失败了。

我们意识到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张心怡面前铺陈开来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但做题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还在发挥作用，顽固地控制着她对学业、生活和未来的诸种可能性的把握，这会让她有力不从心之感。

那个“打怪”“通关”的过程，当生活中的那个“怪”难以以自己之力打掉的时候，怎么办？这是张心怡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心理和行为研究当中看到对擅长“打游戏”的一代人的行为方式的担忧，这一点可能忽略了：不论是做题家还是游戏玩家，过关是必经之路，而实际生活当中有些“关”过不去，或者说它不被允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