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本纪》是西汉郫县人扬雄所著的蜀地早期史书，记载了古蜀帝王传说等内容，但多有荒诞不经之处；《华阳国志》则是东晋崇州人常璩撰写的地方志巨著，更注重史实考证，对《蜀王本纪》中的不实记载进行了有力驳斥。两书在蜀地历史记载上存在不少“打架”之处，以下便从两个关键问题展开说明。
PART.01
驳“文翁始兴书学”说
（一）彭祖佐证蜀地早有文化
针对《蜀王本纪》“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的说法，《华阳国志•序述》展开多层批驳。常璩先以华夏文明脉络为证：“昔唐帝万国时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济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来远矣”，指出学校教育在上古已存；再举蜀地先贤佐证：“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彭祖作为蜀地出生的商太史，足见蜀地早有文字与文化传承。他更犀利反问：“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直指“文翁始兴书学”论的逻辑漏洞。实则文翁仅是“推广郡国文学”，蜀地文化根基早在夏商时期便与华夏文明交融。
彭祖（来自网络）
（二）出土器物见证文字传承——“未知书”说不攻自破
早在商代，三星堆遗址就出土了“牧正父己”铜觯、“覃父癸”铜爵，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风格与商代晚期器物一致，是蜀地早期使用文字的直接证据；成都平原还发现过商代“商父乙鼎”，鼎身铭文同样遵循文字规范。到了战国时期，成都蒲江、雅安荥经等地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先后出土刻有“成都”二字的青铜矛，这是成都地名最早的实物记录。从商代的铭文器物到战国的“成都”矛，这些实物清晰表明：蜀地在文翁之前的千余年间，不仅长期使用汉字，还形成了稳定的文字应用场景，彻底推翻了《蜀王本纪》“蜀椎髻左衽未知书”的说法，有力印证了常璩关于蜀地早有文化传承的论断。
右图为商牧正父己铜觯；左图为覃父癸”铜爵（来自网络）
右图为商父乙鼎；左图为同心村战国古墓群出土的“成都矛”（来自网络）
青川木牍（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木牍正面写《更修田律》，背面写“九九乘法表”，出土地点就在蜀北。证明秦并蜀后仅三十年，蜀地已能批量书写法律、算术文本；再上推一百年，蜀地“有文学”自不待言。
青川战国木牍（来自网络）
（三）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是“早于周”的蜀文化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十二座城址，已出现大型城墙、礼仪性建筑，说明蜀地进入“复杂社会”远早于所谓周人入蜀。三星堆（距今3200—3000年）更出土金杖、青铜神树、牙璋等，显示“神权—王权”结合的高阶文明。这就把《蜀王本纪》“蚕丛三千岁”的神话，转成“蜀地文明三千年”的写实——常璩只说“周之叔世”略显保守，但“蜀地早就有王”这一宏观判断却被考古坐实。
宝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自网络）
三星堆遗址（来自网络）
PART.0
两书对蚕丛记载的“打架”：驳《蜀王本纪》时间谬说
在蚕丛的记载上，《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两本蜀志书明显“打架”。《蜀王本纪》说“蜀王蚕丛之闲，周回三千岁”，把蚕丛说得像活了几千年的神仙。但《华阳国志》直接戳破这个说法，给出了明确的时间坐标：“周失纪纲，而蜀先王……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周失纪纲”就是周朝规矩乱了的时候，“周之叔世”简单说就是周朝末年，这两处原文清清楚楚表明，蚕丛就是周朝晚期的蜀地君主，根本不是什么远古人物，怎么可能历经三千年呢？常璩还从常识反驳：“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死人能在现世复活，更别说还能当帝王了。
华阳国志（来自网络）
至于后世根据《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把三星堆纵目面具当成蚕丛形象，其实也有点牵强，毕竟面具是商代晚期的，和蚕丛所处的周朝末年差了约400年，不过这不是重点，核心还是两书对蚕丛时间记载的矛盾，显然《华阳国志》的说法更符合史实和常理。
三星堆纵目面具（来自网络）
PART.0
两书背后的“史学观”对决
（一）史料来源与创作目的差异
扬雄写《蜀王本纪》时，益州刚经历汉武帝“罢百家、尊儒术”，但蜀地仍弥漫方士风气。扬雄本人好“奇字”“异闻”，材料多采自“黄老之言”“蜀中父老”口传，故满纸“神仙、三千岁、黄帝之后”。常璩身处东晋，蜀地已设州郡近五百年，官府档案、谱牒、计簿、碑刻大量积累，他又任“蜀郡繁县令”“散骑常侍”，能直接看到“天府簿书”。所以《华阳国志》每写一世系，常加“见《郡国志》”“见《耆旧传》”“见《巴郡太守碑》”——这是“档案派”对“口传派”的降维打击。
扬雄画像（来自网络）
扬雄本意并非写“信史”，而是“备一家之言”，让“奇闻异说”得以存录，所以故意“不语常而谈怪”。常璩则在《序志》里明确说“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褒贬之仪”，把地方志写成“政治教科书”：用信史“正人心”，用谱系“明嫡庶”，用地理“固疆域”。于是凡是“怪力乱神”一律删或驳，给后世地方官“按图可稽，循名可责”。
常璩画像（来自网络）
（二）杜宇禅让：叙事权的交锋
一场“杜宇禅让”的罗生门。《蜀王本纪》写杜宇“淫其臣妻，惭而禅位”——自带狗血宫斗剧属性，把蜀王写成道德反面教材。《华阳国志》却写成“杜宇教民务农，后禅位于开明，升西山隐焉”——美化为“尧舜式”禅让，还顺手把“教民耕种”的功绩贴给杜宇，等于把圣王模板套在蜀帝头上。同一事件，一丑化一圣化，背后是“地方自信”与“中央凝视”的叙事权之争：扬雄以中原道德审判蜀帝；常璩则以“本地圣王”对抗中原圣德。
杜宇雕像（来自网络）
结 语
《蜀王本纪》像一部“蜀地山海经”，保留大量神话“母本”；《华阳国志》则像一部“地方版史记”，用正史笔法给蜀地上“户口”。两书“打架”，表面是史实冲突，深层是“谁有权讲述蜀地”的话语权之争。考古与出土文字相继“入场”，看似“拉偏架”，实则让常璩的“理性地方主义”得分更高，也让扬雄的“浪漫口传传统”变成研究蜀人集体记忆的珍贵“神话层”。
今天重读这场“蜀志打架”，不必急着判谁“全对”，不妨把两书看成“地层剖面”：扬雄提供“神话层”，常璩提供“史事层”，考古再加一层“实物层”，三叠层合在一起，才是三千年来“层累造成”的蜀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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