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婚礼上，“新郎官”是对新婚男子的标配称呼。这三个字里，“新”是初成眷属的新鲜，“郎”是对男子的雅称，唯独“官”字耐人寻味——并非所有新婚男子都是官员，为何要冠以“官”名？答案藏在明朝的科举制度与社会风尚里。“新郎官”的称谓，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份指代，而是古代社会对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双重期许。

明朝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读书人跻身仕途的唯一路径便是科举。洪武十七年，朝廷定科举三年一大比，考中举人者可赴京参加会试，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直接授予官职。对寒门学子而言，科举是改变命运的跳板，而结婚与科考往往紧密相连。民间常有“先成家，后立业”的习俗，不少家庭会在学子赴考前为其完婚，盼着他婚后安心备考，早日金榜题名。

更关键的是，明朝科举有“观政进士”制度。新科进士需在京城各衙门见习一段时间，再正式任职。这些初入仕途的年轻官员，大多正值婚龄，且因前途可期，成为民间择偶的热门对象。百姓见这些新婚的年轻读书人即将为官，便习惯性称其为“新郎官”。久而久之，这一称呼从特指科举出身的新婚官员，逐渐泛化到所有新婚男子，沿用至今。

提问：你知道明朝还有哪些与婚嫁相关的科举习俗？

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便是“新郎官”背后社会逻辑的鲜活例证。张居正年少成名，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成为湖广一带的传奇。中举后不久，他便与湖广巡抚顾璘的侄女成婚。顾璘此举，既是看中张居正的才华，也符合当时“攀附新科举人”的社会风气——对女方家族而言，嫁与未来可期的“准官员”，是提升家族地位的重要途径；对张居正而言，婚姻为他增添了仕途助力，让他得以更顺利地推进学业。

除了张居正，明朝文人袁宏道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习俗。袁宏道21岁中举人，次年便迎娶王氏为妻。他在书信中写道：“婚既定，心无旁骛，可专心攻举业矣。”可见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结婚与科考相辅相成，新婚的“郎”与未来的“官”，早已在社会认知中绑定。朝廷的科举制度、民间的择偶观念，共同催生了“新郎官”这一称谓，藏着对人生圆满的朴素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