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夜色，广西凭祥的山岭已被冬霜染白，边防部队却整夜开着灯检修装备。距正式开战还有两个多月，一份名单悄悄送到368团工兵排：唐立忠，入伍第40天，被选入前沿梯队。名单上只有六个字的备注——“体能优、胆大”。

52天后，炮声在八姑岭炸开，他终于站在真刀真枪的阵地上。部队前行的道路并不平整，密林、壕沟、高地层层相扣，越军的阻击点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埋在暗处。唐立忠最担心的不是枪弹，而是给老兵添麻烦。身边的排长拍拍他的头盔：“小唐，跟紧队形，别乱跑。”一句看似随意的提醒，其实包含着心照不宣的担忧。

进攻打响第一天，旅指挥所需要一支七人侦察小组。照惯例，得从老兵里挑，可唐立忠还是举手了。连长愣了一下，“你才来多久？”他答得干脆：“足够学会趴着、端枪、投弹。”简单一句，埋下了后来那场惊心动魄的爆破。

八姑岭的三座碉堡是越军在北越留下的硬骨头，彼此形成掎角之势。没有重炮支援，必须人工爆破。第一天，我军两次冲击受挫，伤亡陡增。夜里，卫生员忙得团团转，伤员躺在潮湿的山谷里呻吟。班长抹着脸上的灰，低声嘀咕：“再这样耗下去，天亮前恐怕要掉不少兄弟。”

天亮前的凌晨，3班只剩几个人还能握枪。班长接到“炸碉堡”的命令时沉默了两秒，随后召集幸存的战士。唐立忠又把身体挺直，“让我试试。”这回，没人再拦他——不只是因为他的坚持，更因其他人都带伤。

背负炸药包，他沿着弹坑爬行。第一座碉堡的火力孔喷出火舌，火星四溅。唐立忠贴壁而行，用手雷“敲门”，再把炸药包塞入枪眼。爆炸卷起的烟尘尚未散去，他已窜向第二个点位。途中遇到一名越军从灌木里冒头，他几乎是本能地举枪点射，对方应声倒地。短短数秒，生死已分。

第二个目标被轻松撂倒，可塌方的石块卡住了他的左腿。正当两名老兵赶来救援，第三座碉堡里的重机枪突然喷火。那两位老兵刚起身便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碎石。唐立忠一把扯下他们的炸药包，学着老兵教的方法，用牙齿拉开导火索，翻滚着逼近。第一次投掷偏差，碉堡只炸出缺口，越军却已乱成一团。他索性趴在缺口边引爆第二包，巨响几乎撕裂鼓膜，泥土与碎石将他半埋。

援兵冲了上来，敌火线瞬间哑了。班长把唐立忠从瓦砾里扒出来时，他的耳朵嗡嗡直响，嘴唇却在动：“成了没有？”几乎没人听得见，但大家都懂他的意思。

三天后，368团继续向高平推进。唐立忠包上纱布，照旧扛着爆破筒跑在最前。他说：“耳朵听不见没关系，脚下知道该往哪走。”战友听得心里发酸，却被他咧嘴一笑带着往前冲。

3月16日，战役收官。战报统计，唐立忠先后完成爆破任务六次，摧毁火力点四座、歼敌二十余人。广州军区通令：唐立忠荣立一等功，授予“爆破英雄”荣誉称号，并列入英模代表大会名单。那年他18岁整。

大会现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作训服坐在第二排，灯光打下来，刚长出的胡茬格外醒目。主持人宣读表彰令时，他只低头摆弄肩章，像在用一种笨拙的方式掩饰紧张。有意思的是，会议结束，老兵们围着他拍照，他却挤到门口给炊事班的师傅让座——在连队里，他最怕的不是连长，而是那位手握大勺的老班长。

战后复员的浪潮里，他选择留下，并报考军事院校。文化底子薄，他在营房的昏黄灯泡下摊开课本，一道数学题能写满三张草稿纸。隔壁铺的战友调侃：“爆破用的是炸药，不是方程。”他懒得搭腔，只把战壕里那股子倔劲灌进书页。

1988年9月，我军恢复军衔制。完成指挥系学习的唐立忠，凭一等功和专业成绩，被授予大校军衔。此时距他扛炸药包冲碉堡，刚过九年。有人算过，按正常晋升曲线，大校至少需要二十余年。他却用一个班的烈火，缩短了时间。

此后，他历任某师副参谋长、惠州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行程大都在基层，鲜少公开露面。2015年，在深圳办理退休手续时，他只留下一句：“该让年轻人顶上去了。”说完提着旧背包离开，连单位摄影员都没来得及取景。

一等功和“大校”两枚闪光标识背后，是18岁那年八姑岭的三个爆点。很多年后，有记者问及那段经历，他笑了：“其实最难的是第一次投弹，耳朵里嗡嗡响，脑子却逼着自己不能停。”一句话，道尽战场上新兵的极限考验。

硝烟散去，荣誉沉到抽屉的深处，但那份在52天里淬火成钢的勇气，早已镌刻在工兵排的集体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