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沙丘宫的烛火映照着改变大秦命运的阴谋。中车府令赵高怀揣着秦始皇的遗诏，用“扶苏继位必用蒙恬代你为相”的狠话，撬动了丞相李斯的私心。两人合谋篡改诏书，赐死公子扶苏，拥立少子胡亥，最终让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千百年来，无数人扼腕叹息：若李斯坚守臣节，拒绝赵高的阴谋，扶苏能否顺利登上皇位，改写秦朝短命的历史？秦始皇的传位意图，真如《史记》所言是属意扶苏吗？出土文献与传世史书的激烈碰撞，早已揭开了这段历史的深层内幕。
史料对决谈及秦始皇的传位意图，《史记》的记载早已深入人心。书中明确写道，秦始皇病危时“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在古代宗法制度下，长子主持丧事往往是皇位继承的重要信号，这也成为“扶苏当立”的核心依据。陈胜吴广起义时，更是打出“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的旗号，可见秦汉之际，这种说法已深入人心。
但随着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出土，这一认知被彻底颠覆。简文中清晰记载：“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这里的“王”正是秦始皇，直白记录了他同意立胡亥为继承人的过程，与《史记》的“矫诏”说形成尖锐对立。
更关键的是，秦始皇终其一生从未正式册立扶苏为太子。秦国自秦孝公以来，早有“早定储位”的传统，秦惠文王、秦武王、秦庄襄王均是以太子身份继位。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二十余子中始终未立太子，这本身就暗藏玄机。结合扶苏的政治立场，答案或许更为清晰：扶苏因反对“焚书坑儒”，早已触怒了坚持法家路线的秦始皇。
当时，齐人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遭到李斯驳斥，引发“焚书”之举；后续方士讥谤始皇，又导致“坑儒”事件。就在此时，扶苏挺身而出进谏：“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这番话不仅否定了秦始皇的核心治国方略，更触及了他“功盖三皇五帝”的尊严。《汉书》直言“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明确指出扶苏被外放监军，实则是秦始皇的变相抛弃，而非历练。
反观少子胡亥，其政治理念与秦始皇高度契合。《史记》记载，胡亥自幼跟随赵高学习“狱法”，是典型的法家思想追随者，与偏向儒家的扶苏形成鲜明对比。秦始皇晚年巡游天下，二十余子中唯独带了胡亥随行，“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份特殊宠爱绝非偶然。
蒙毅在被赐死时也曾辩解：“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暗示胡亥被立为继承人，早是秦始皇数年的既定安排。湖南益阳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书》中，胡亥也明确宣称“朕奉遗诏”，进一步佐证了其继位的合法性争议。
李斯的抉择即便秦始皇的传位意图存在争议，李斯的立场仍是关键变量。很多人疑惑，李斯作为秦朝的开国功臣，为何会背叛扶苏，选择辅佐胡亥？答案绝非简单的“贪生怕死”，而是深层的政治利益与理念冲突。
首先是政见的根本对立，李斯是秦朝法家制度的核心设计者，“焚书坑儒”、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关键政策，均由他主导推行。而扶苏主张“宽刑减赋、尊崇孔子”，若其继位，必然会重用儒家学派，推翻李斯毕生坚持的法家治国体系。
对李斯而言，支持扶苏无异于否定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更有传闻称，扶苏曾明确拒绝迎娶李斯的女儿，直言李斯“为人不义”，两人不仅政见不合，更存在私人嫌隙。
其次是权力格局的现实考量，赵高在说服李斯时，精准击中了他的软肋：“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
扶苏与蒙恬在北疆共事多年，关系深厚，蒙恬手握30万大军，其弟蒙毅位至上卿，深得秦始皇信任，蒙氏家族的权势早已威胁到李斯的丞相之位。李斯作为外来户，根基远不如蒙氏稳固，若扶苏登基，他必然被边缘化，甚至可能因过往的法家政策遭到清算。
相比之下，胡亥的“弱势”成为李斯的最优解。胡亥年幼无知，缺乏政治根基，赵高虽有权谋但出身宦官，难以撼动李斯的丞相地位。李斯天真地认为，辅佐胡亥既能延续法家统治，又能保住自己的权力核心，却没料到赵高的野心远超其想象。
这种基于利益算计的抉择，看似精明，实则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遭受五刑后腰斩于市，三族被灭。
值得深思的是，即便李斯拒绝赵高，他也未必会支持扶苏。作为秦始皇一手提拔的法家骨干，李斯的政治立场与秦始皇高度一致，他更倾向于选择能延续“秦制”的继承者。胡亥的法家底色，才是李斯最终倒向他的核心原因，而非单纯的被胁迫。
扶苏的死结即便李斯不参与赵高阴谋，扶苏能否顺利继位，依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性格缺陷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早已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最致命的是扶苏的“愚忠”与软弱，接到赐死诏书时，蒙恬曾明确提出质疑：“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
这番话句句在理，秦始皇未立太子，扶苏身为长子监军，身负天下重任，仅凭一封使者带来的诏书就自杀，实在不合常理。
但扶苏却固执地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 随即拔剑自刎。这份看似“忠孝”的举动，实则暴露了他的政治不成熟。即便诏书是真，他也可以请求复核；即便秦始皇真要杀他，他手握北疆30万大军，也有抗争的资本。
但扶苏的性格，让他选择了最消极的方式结束生命。有学者推测，这或许也源于他被父亲放逐后的心如死灰，深知自己早已不在秦始皇的继承人考量之中。
更关键的是，扶苏即便想抗争，也未必能成功。秦朝的军事制度极为严格，调动大军必须持有虎符，且军队的后勤补给完全由朝廷掌控。30万北疆秦军的家属多在关中，若扶苏贸然起兵，不仅面临“师出无名”的困境，还可能因后勤断绝、家属被要挟而军心涣散。秦始皇早已在军中安插了制衡力量，王氏与蒙氏家族相互牵制，未必会全部追随扶苏反叛。
此外，扶苏的政治基础极为薄弱。他因反对“焚书坑儒”，不仅得罪了秦始皇，也与朝堂上的法家大臣们格格不入。除了蒙氏兄弟，扶苏在朝中几乎没有核心盟友。而胡亥作为秦始皇晚年宠爱的皇子，身边围绕着赵高、李斯等实权派，即便没有“矫诏”，也可能通过合法程序继位。毕竟秦始皇从未正式册立扶苏为太子，“与丧会咸阳”不等于“立为皇帝”，这其中仍有极大的操作空间。
假如李斯不帮赵高，结局会怎样？回到核心问题：假如李斯拒绝赵高，坚决执行秦始皇的“原诏”，扶苏能当皇帝吗？答案是：可能性极低，秦朝的命运或许也难以改变。
第一种可能：李斯坚持“与丧会咸阳而葬”的原诏，护送秦始皇灵柩回京，同时召扶苏返咸阳。但由于秦始皇未明确立扶苏为帝，朝中必然会爆发皇位之争。胡亥在赵高的支持下，以“始皇晚年独幸从我”为由争夺继承权，法家大臣们可能因政见不合而支持胡亥，扶苏仅凭“长子”身份和蒙氏家族的支持，未必能胜出。即便最终扶苏继位，朝堂分裂的隐患也已埋下，他推行的宽仁政策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
第二种可能：赵高绕开李斯，独自伪造遗诏。赵高作为中车府令，掌管秦始皇的玉玺和文书，且当时蒙毅已被调离，具备伪造诏书的条件。但没有李斯的配合，伪诏的公信力会大打折扣，蒙恬大概率会坚持复核，扶苏或许不会轻易自杀。
但这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咸阳城内，胡亥与赵高联手控制宫廷；北疆之外，扶苏与蒙恬手握重兵，双方可能爆发内战。无论最终谁胜出，秦朝都会因内战而元气大伤，难以抵挡后续的农民起义。
第三种可能：秦始皇的原诏本就是立胡亥为帝，《赵正书》的记载属实。那么李斯拒绝赵高，反而会违背秦始皇的意愿，引发新的政治危机。李斯可能被赵高诬陷谋反，胡亥依然会继位，历史的走向并不会改变。
其实，秦朝的灭亡，根源不在于“沙丘之谋”，而在于秦始皇晚年的暴政早已激化了社会矛盾。即便扶苏顺利继位，他推行的宽仁政策能否在短时间内缓解天下积怨，仍是疑问。扶苏缺乏政治手腕，蒙氏家族虽忠诚但未必能平衡朝堂各方势力，秦朝的短命或许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单纯的“选错了继承人”。
结语“扶苏当立而不立，秦朝因之而亡”的叙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汉之际的反秦势力需要一个“仁君”符号，来否定秦二世的合法性。陈胜吴广打出扶苏的旗号，刘邦项羽以“诛暴秦”为口号，都让“扶苏贤明、胡亥昏庸”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更为复杂，秦始皇的传位意图，既有《史记》的“扶苏当立”，也有《赵正书》的“胡亥受命”，或许最接近真相的是：秦始皇直到临终前，仍在扶苏与胡亥之间摇摆，他欣赏扶苏的仁厚，却不满他的政见；偏爱胡亥的顺从，却担忧他的能力。这种摇摆，最终给了赵高、李斯可乘之机。
李斯的悲剧，在于他将个人权力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被权力反噬；扶苏的悲剧，在于他的性格与政治现实脱节，空有“贤明”之名，却无掌控全局的能力。而秦始皇的悲剧，则在于他过度迷信法家的高压统治，忽视了民心向背，即便选对了继承人，也难以挽救一个早已危机四伏的帝国。
千百年来，沙丘宫的阴谋早已尘埃落定，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深刻：权力的传承，不仅需要明确的意愿，更需要契合时代的理念、稳固的政治基础和成熟的继承者；而一个王朝的兴衰，从来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能决定的，民心向背、制度优劣，才是最终的裁判。
假如李斯没有帮助赵高，扶苏或许能短暂登上皇位，但他未必能逆转秦朝灭亡的命运；假如秦始皇早立太子、修正暴政，秦朝或许能延续更久，但它的统治模式，终究难以适应统一后的天下。历史没有假如，但从这些假设中，我们能读懂权力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以及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
参考文献
1. 《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著）
2. 《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著）
3. 《汉书·陈胜项籍传》（班固著）
4. 北大汉简《赵正书》（出土文献）
5. 《秦二世元年文书》（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