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6年的上海，夏末的暑气还未散。

巴金刚结束《家》的修订，正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小阁楼里，校阅稿件。

桌面上，堆着厚厚一摞读者来信。

他像往常一样拆开信封，里面多是讨论小说情节的评论，或是表达敬仰的感言。

直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出现，才让他停下了手中的红笔。

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李先生：我读遍了您的著作，《家》里的觉慧让我看到了反抗的勇气。我演了《雷雨》里的四凤，却因此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未来该往哪里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

信的语气有些倔强，落款没有真名，巴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

这个女孩的遭遇，一下子让他想起了《家》里面，那些挣扎的年轻生命。

于是，他拿起笔，认真地写了回信，鼓励她坚持自我，勇敢面对困境。

这一来一回，书信，便成了两个人情感的连接。

女孩在信里，分享读书心得，诉说生活琐事，偶尔会画一幅简笔画，或是贴上一片干枯的枫叶。

巴金也很有耐心，像兄长一样解答她的困惑，讲自己的创作经历，还叮嘱她注意身体。

随着通信越来越频繁，巴金渐渐知道了女孩的真名，她陈蕴珍，在宿舍里排行第三，朋友们都叫她“小三子”。

这是个活泼开朗，心地善良的温州姑娘。

不久，陈蕴珍在信中愈发大胆，字里行间，藏不住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与爱慕。

同年8月，陈蕴珍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少女，梳着齐耳短发，穿着蓝布学生装，眉眼清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随信而来的，还有一句直白的邀约：“我想和您见一面，不知您是否愿意？地点定在新雅饭店，时间由您定。”

巴金看着照片上的少女，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

到了见面那天，他提前十分钟到了新雅饭店，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当陈蕴珍出现在门口时，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她比照片上更显灵动，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略显局促地四处张望。

巴金起身招手，少女眼睛一亮，快步走了过来。

“李先生，您好。”她微微鞠躬。

“坐吧，别拘谨，就像写信时一样就好。”巴金温和地说，给她倒了杯茶。

他原本准备了许多鼓励的话，可真见了面，却被少女眼里的真诚打动，大多时候只是听她说话。

陈蕴珍渐渐放松下来，从布包里掏出自己的读书笔记，指着上面的批注，问他的看法。

当说起被开除的经历时，她眼里闪过一丝委屈，但很快又扬起脸：“不过我不后悔，四凤的反抗是对的。”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巴金全程称呼她为“我的小友”，对她特别关怀。

分别时，陈蕴珍主动说：“李先生，以后我还能给您写信吗？”

“当然，我很乐意收到你的信。”巴金笑着点头。

此后，陈蕴珍的信来得更勤了，有时一天一封。

她会在信里说“今天路过出版社，看到您的身影，没敢打扰”，也会写“我买了您喜欢的薄荷糖，下次见面带给您”。

巴金的回信，也多了几分温情，提醒她“天冷加衣”，还会分享“今天吃到了一道不错的菜，下次带你来尝”。

周围的朋友，渐渐看出了端倪，出版社的同事还打趣他：“巴先生，那位十多岁的女孩，怕是对你有意思哦。”

巴金只是笑笑，但一收到她的信时，就会不自觉地加快拆信的速度。

显然，他对她也有些心动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的局势动荡。

巴金决定南下广州，继续从事文化救亡工作。

他在信里，告诉陈蕴珍这个决定，字里行间带着对时局的忧虑。

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陈蕴珍的回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您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巴金又惊又喜，他知道陈蕴珍的家人，不会同意她一个女孩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便写信劝她留在上海。

不过，陈蕴珍的态度倒是异常坚决，她直接带着简单的行李，直接找到了出版社。

然后，她对巴金说：“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他们虽然不放心，但也知道我劝不动。李先生，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想和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

看着少女眼里的坚定，巴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就这样，巴金带着陈蕴珍，见了自己的家人。

一顿简简单单的饭菜，什么仪式也没有，就算是非正式的订婚宴了。

这一年，巴金33岁，陈蕴珍20岁。

02

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州。

巴金带着陈蕴珍，和一群文化界的友人，紧急包了一艘木船，前往桂林。

十多个小时的航程，一路上躲避敌机轰炸，换船、等船，整整九天，他们才抵达桂林。

上岸时，两个人的衣服都沾满了尘土，陈蕴珍的脸上，还蹭到了锅底灰。

即便是这种时候，萧珊还笑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油纸包的馒头，递给巴金：“我藏的，你快吃。”

巴金一时无比感动。

那时的桂林，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城”，聚集着很多的文人墨客。

巴金在这里继续写作，创办刊物。

陈蕴珍帮他整理稿件，接待访客，把简陋的住处，打理得井井有条。

那段日子，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希望。

后来，陈蕴珍考入了西南联大，给自己取了笔名“萧珊”。

这个名字，从此伴随她一生。

有一次，巴金去昆明探望萧珊，她还拉着他的手，一脸骄傲地对同学们介绍：

“这是我的李先生，我请他给大家讲一课。”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巴金讲自己的创作经历，讲《家》里的人物原型，萧珊一直坐在第一排，眼里满是对他的崇拜。

课后，有同学问她：“萧珊，你和巴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她笑笑说：“是信呀，一封封写出来的缘分。”

那段时间，他们聚少离多，书信再次成了主要的沟通方式。

萧珊在信里，写联大的趣事，结尾总会加上一句：“我想你，盼你平安。”

巴金在给她的回信里，也会倾诉对她的思念，讲桂林的局势，还叮嘱她安心读书。

1940年，日军对桂林进行大规模轰炸，一时动荡不已。

巴金的住处，不幸被炸毁，许多稿件和书籍，付之一炬。

那时，他心情低落，整日沉默寡言。

萧珊得知消息后，不顾学业，连夜从昆明赶到了桂林。

推开门，看到满身灰尘的巴金，她没有哭，很快走过去抱住他：“你不要难过，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这话让巴金灰暗的心情，很快变得豁然开朗了。

过后，萧珊帮巴金收拾残局，重新找了住处，还把抢出来的零散稿件，一张张粘好，全部整理成册。

晚上，两个人坐在油灯下，巴金写稿，萧珊就在一旁缝补衣服。

有时，彼此偶尔抬头对视一笑，所有的苦难，都在这温情的一笑中淡去。

随着战事越来越紧张，两个人只能离开，又辗转到了重庆。

到达后，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萧珊在一所中学教书。

日子总算稳定下来，这时，朋友们都开始催促他们结婚。

不过，巴金向来怕热闹，烦礼仪，不愿大张旗鼓。

萧珊自然体谅他，便提出：“我们旅行结婚吧，简单又有意义。”

于是，1944年5月，巴金委托小弟李济生，印了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送给亲朋好友。

然后，他便携萧珊，前往贵阳。

选择贵阳，一是这里距渝、昆、桂三城市的中点，交通方便。

二是巴金1942年到贵阳时，曾没能去花溪而遗憾，这次正好弥补。

他们的目的地，是贵阳城南郊的花溪镇，两个人很快住进了一家名为“小憩”的旅馆。

旅馆建在幽静的公园里，是一座洋房式的建筑。

里面房间不多，客人也稀少，整个旅馆就成了他们的专属天地。

两个人就在这里，穿着平时的衣服，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结婚仪式。

当晚，他们步行半个小时，到花溪镇的小饭馆里，点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

灯光下，两个人从容地夹菜、碰杯，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彼此心心相印。

饭后，他们散着步回到宾馆，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谈着未来的日子。

巴金说：“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把我们的经历都写进去。”

萧珊靠在他肩上：“我会一直陪着你。”

期间，他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

按照原本的打算，萧珊去四川旅行，巴金则回到桂林继续写作。

分别那天，巴金送萧珊上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过了很久，才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新婚乍别，他略感惆怅。

过后，他利用等待入院做“矫正鼻中隔”手术的两天时间，开始了中篇小说《憩园》的写作。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出院后，他又寄寓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从早到晚埋头写作，把对萧珊的思念，全都融入了笔墨之中。

不久，萧珊从重庆两次来信，要他去重庆相聚。

巴金看了，立刻改变主意，动身前往重庆。

他们的家，安在了民国路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其楼梯下的一间狭长小屋子里。

整个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又黑暗又潮湿。

出版社经理田一文，觉得这间房子实在不像样，就提出把自己在楼上的房子腾出来，让给他们。

不过，被两人婉拒了。

在这里安顿以后，萧珊又托人买了几只玻璃杯，算是正式组织起了这个小家庭。

在重庆的日子，虽然住处简陋，生活清贫，却充满了烟火气。

萧珊每天早早起床，做好早饭再去教书，晚上回来就帮巴金整理稿件，给来访的朋友倒茶递水。

巴金白天写作，晚上陪萧珊散步，给她讲小说里的情节，相处很温馨。

有一次，萧珊得了重感冒，发烧卧床，巴金放下手头的写作，悉心照顾她。

他学着煮姜汤，整夜守在床边，一刻不敢离开。

萧珊醒来后，看到他如此照顾，便说：“稿子要紧，别耽误了工作。”

巴金握住她的手，说：“你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仍然相视一笑，彼此都觉得幸福。

0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重庆全城欢腾。

当天，巴金拉着萧珊的手，跑到大街上，和大家一起庆祝。

看着漫天飞舞的纸屑，听着人们的欢呼声，萧珊喜极而泣：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以回上海了。”

巴金用力点头：“对，我们回家，能过安稳日子了。”

于是，1946年，巴金和萧珊，带着满心的欢喜，重新回到了上海。

他们在霞飞路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虽然房子不算大，但阳光还算充足，窗外就是法国梧桐。

萧珊亲手布置，买了简单的家具，在窗台上摆上几盆鲜花，墙上挂着两人在花溪的合影。

巴金则重新打理文化生活出版社，继续搞创作。

这一年，萧珊怀孕了。

巴金高兴得像个孩子，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摸她的肚子，和宝宝说话。

他推掉了许多的应酬，每天早早回家，就为了陪萧珊。

那时，萧珊孕吐严重，吃不下东西。

巴金很心疼，就开始学做菜，变着花样做饭给萧珊吃。

晚上，他会给萧珊读自己写的稿子，听她提意见，两人常常讨论到深夜。

1947年，他们的儿子李小棠出生了。

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巴金和萧珊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巴金给儿子取了小名“小棠”，萧珊为了照顾孩子，暂时放弃了工作，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每天早上，她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好早餐和巴金的午饭便当。

中午，她哄小棠睡午觉后，还会帮巴金整理稿件，自己都没有休息。

等到晚上，巴金回来了，他们就一起给小棠洗澡，讲故事。

那段日子，算是两个人婚后，最安稳幸福的时光了。

1949年以后，巴金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时的他，积极参与文学界的工作，常常外出开会讲学，变得异常忙碌。

萧珊自始自终支持他的工作，她一个人承担起全部家务，照顾孩子，几乎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对巴金来说，萧珊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一生的知己。

每当巴金写好了稿件，他都会先拿给萧珊看，还让她提出意见，不管她说什么，巴金都会认真听取。

有一次，巴金写《寒夜》，写到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感情纠葛时，一时没有了灵感，写作陷入了瓶颈。

这时，萧珊陪他聊了一整夜，讲自己对婚姻和生活的理解，不断地为她提供灵感，尤其是女性视角的情感。

巴金听了，顿时豁然开朗。

后来，《寒夜》写完了，巴金还坦言说，这里面有萧珊的影子。

1955年，巴金携手萧珊，搬到了武康路的一栋洋房里，房子比以前更大了，还有一个小花园。

萧珊就在花园里，种了许多花，还有一些蔬菜。

每天清晨，她都会在花园里浇花除草，日子很惬意。

巴金就在书房里写作，偶耳看看萧珊，两个人互不打扰，却息息相通。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棠渐渐长大，一家人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只是，这样幸福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了。

当时，巴金被贴上了标签，遭到了太多的批判和斗争。

期间，家里被抄了多次。

很多珍贵的书籍和稿件，都被烧毁，连墙上的照片，也被撕得粉碎。

萧珊看着满目疮痍的家，虽然痛心，但还是强装镇定，一直安慰巴金：

“别怕，有我在，我们会扛过去的。”

甚至，为了保护巴金，萧珊还不顾安危，总是挡在他身前，承受着各种辱骂和推搡。

有一次，有人要把巴金带走，萧珊死死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他身体不好，你们要批就批我！”

可惜，对方一点也管萧珊是女人，很不耐烦就把她推倒在地。

那时，她的膝盖磕出了血，挣扎着爬起来，然后紧紧跟着队伍，生怕巴金受到什么别的伤害。

这事结束后，巴金回来看到萧珊膝盖上的伤口，无比心疼：“是我连累了你。”

萧珊摇摇头，反而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他说：“快吃点，补充体力。”

到了1969年，巴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每天要做繁重的体力活，挖沟、种地、挑水，身体渐渐吃不消。

萧珊留在上海，一度受到牵连，期间还惨遭毒打。

但是，她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还在担心着巴金的安危。

她每隔几天，就会写一封信，给巴金寄去换洗衣物和药品，信里总是说：“我很好，小棠也很好，你放心，照顾好自己。”

干校的条件艰苦，信件也常常被扣押。

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像得到了珍宝，总是反复读好几遍，才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他在给萧珊的回信里，尽量报喜不报忧，说自己身体很好，劳动不辛苦，不想让她担心。

实际上，那时巴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常常头晕乏力，只是他一直咬牙坚持着。

1971年，萧珊感觉身体不适，经常腹痛，还便血。

她想去医院检查，却因巴金的“问题”，一直受到歧视，医院根本不愿接收。

过后，她强忍着疼痛，坚持给巴金写信，叮嘱他注意身体。

熬到了年底，萧珊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住院检查。

可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她被确诊为肠癌。

这个消息，无疑于晴天霹雳。

当时，萧珊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巴金知道，怕他在干校担心。

于是，她让儿子小棠瞒着巴金，只说自己得了小病，很快就会好。

到了1972年的年初，萧珊的病情突然加重，肠癌已经转移到肝部，病入膏肓。

小棠再也瞒不住了，才给巴金写了信，如实告知了母亲的病情。

巴金收到信后，自然心急如焚，多次向干校申请回家探望，只是全都被拒绝。

他每天以泪洗面，夜不能寐，一遍遍读着萧珊以前的信，祈祷她能平安。

直到3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巴金才得以暂时回家探望。

当巴金赶到医院时，萧珊已经瘦得脱了形，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萧珊看到巴金后，她用尽全身力气，才好不容易抓住他的手：“你回来了......”

巴金握住她的手，哽咽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此后，在医院的日子里，巴金寸步不离地照顾萧珊。

萧珊虽然疼痛难忍，但有了巴金的陪伴，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有一次，她清醒的时候，拉着巴金的手说：“等我好了，我们还回武康路的家。”

巴金赶忙点头，说：“好，我们一起回家。”

04

可惜，天不如人愿。

1972年8月12日，萧珊的病情急剧恶化，陷入了深度昏迷。

医生很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告诉巴金做好心理准备。

巴金守在病床前，紧握萧珊的手，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蕴珍，醒醒，我在这里。蕴珍......”

萧珊似乎听到了他的呼唤，缓缓睁开眼，看了他最后一眼。

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一句来。

晚上11点多，萧珊的呼吸渐渐微弱，最终停止了。

那一刻，巴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紧紧抱着萧珊，失声痛哭：

“蕴珍，你别走，你不要丢下我......”

病房里的灯光，映着他苍老的身影，和着凄凉的哭声，显得格外凄凉。

萧珊走了，葬礼很简单。

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巴金和家人，陪着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按照萧珊的遗愿，她的骨灰，放在一个普通的木盒里。

巴金抱回家，一直放在自己的书房里。

每天晚上，他都会坐在书桌前，看着木盒，仿佛萧珊还在身边。

处理完萧珊的后事，巴金再次回到了干校。

没有了萧珊的书信，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灰暗。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田埂上，望着上海的方向，神情木然，一切关于萧珊的画面，清晰得近在眼前，却又遥远得触不可及。

末了，他把对萧珊的思念，全写进了日记里，字里行间满是悲痛。

1976年，运动结束，巴金终于回到了上海的家。

推开书房的门，萧珊的骨灰盒还放在书桌上，旁边堆着两人的书信和照片。

他走过去，抚摸着木盒，悲痛万分。

末了，他把萧珊的照片，摆放在书桌上。

每天写作前，他都会先看一眼，似乎还像以前那样，在征求她的意见。

到了晚年，巴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整理萧珊的遗物，还有写回忆文章上。

他把两个人的书信，整理成册，取名《巴金萧珊书信集》。

不仅如此，他还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一系列文章。

在《怀念萧珊》里，巴金曾写：“她的死亡，像一把刀，割破了我的心，永远也无法愈合。”

1981年，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其中许多篇章，都提到了萧珊。

他在书中，反复回忆过去的经历，表达了对萧珊浓浓的思念。

有读者写信给巴金，说读了他的文章，深受感动。

巴金回信说：“萧珊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纪念她，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1991年，巴金搬进了华东医院疗养。

他让家人把萧珊的骨灰盒，也搬到了医院，放在自己的病房里。

每天早上，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骨灰盒，轻声说：“蕴珍，早上好。”

晚上睡觉前，他还要给萧珊讲当天发生的事情，就像她还活着一样。

那些日子里，巴金带着对萧珊的思念，悲痛地活着。

1999年2月17日，巴金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和萧珊的骨灰，混合在一起，撒入了东海。

这对三十六年的恋人，终于在另一个地方相守。

05

武康路的老房子里，书桌和椅子，还有萧珊的针线篮之类的东西，几乎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这栋房子，就此成了巴金故居。

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这对恋人深情。

他们都被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所感动，写下了不少真挚感人的留言，其中有一句：

好久没看到这么平淡又幸福的中国式爱情！世人皆知巴金，却有人不知萧珊。我认为巴金能够有今天，与他夫人萧珊在身后默默地支持帮助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相伴了半个世纪，感情是那么真实又优美，这种浪漫爱情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可能不会感受到的。

有工作人员，整理巴金遗物时，还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

钥匙挂在巴金的旧钥匙串上，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珊”字。

打开木盒，里面全是萧珊的东西：她年轻时穿的蓝布学生装，用过的钢笔，以及一叠厚厚的情书。

情书是1936年到1937年间，两个人初遇时写的。

其中一封，是1936年10月萧珊所写：

“芾甘先生，今天我又读了一遍《家》，觉慧的反抗让我热血沸腾。我知道我很渺小，像一粒尘埃，但我想和你一起，做你最忠实的读者。”

旁边，有巴金用红笔写的批注：“你不是尘埃，你是照亮我生命的光。”

还有一封，是1944年花溪婚礼后，萧珊写的：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三天，我看着窗外的花溪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余生只要有你的陪伴，就足够了。”

这些书信，后来被整理好，一一出版，取名《爱与坚守：巴金萧珊情书集》。

有读者看过之后，还在书评里写道：

“在如今速食爱情的时代，巴金和萧珊的爱情让我相信，这世间真的有一生一世的陪伴。”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得知萧珊去世的消息后，还写了一篇悼念文章：

“巴金是个倔强的人，萧珊就是他的软肋。我见过他们在重庆的小屋，日子过得清贫，但很温馨。萧珊好似一束光，照亮了巴金，也温暖了我们这些朋友。”

后来，沈从文在整理自己的书信时，发现了1944年巴金寄给他的信，里面说：

“我和萧珊在花溪结婚了，没有仪式，却很幸福。等你有空，来重庆看看我们的小家。”

1980年，巴金去昆明参加文学研讨会，曾特意去了西南联大的旧址。

当年，萧珊读书的教室还在。

巴金走到窗边，想起1940年，他来看萧珊时的场景，萧珊拉着他的手，骄傲地向同学们介绍他。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了一张教室的照片，在背面写道：“蕴珍，我来看你读书的地方了，一切都没变，只是少了你。”

这张照片，后来被放在了巴金故居的展厅里，旁边是萧珊当年的学生证照片。

萧珊的姐姐陈蕴璞，在晚年回忆起萧珊时，说：

“小三子从小就倔强，认定的事就不会改变。当年她要跟着巴金先生去广州，家里人都反对。

事实证明，她没选错。巴金先生对她很好，虽然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他们一直恩爱。”

陈蕴璞还保留着萧珊1937年寄给她的信，里面说：

“姐姐，我和芾甘在一起很幸福，他虽然话不多，却很体贴。等战争结束，我带他回温州看你们。”

1990年，巴金在医院里，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就会让护士给他读萧珊的信。

有一次，护士读着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萧珊写的信：

“芾甘，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上海了！我们要好好过日子。”

巴金听着，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2005年，巴金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陈列着两人的书信照片，以及各类生活用品，还有巴金写的《怀念萧珊》的手稿。

手稿上，有很多修改的痕迹，这也看出巴金写这篇文章时的悲痛与思念。

如今，武康路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

每年秋天，落叶铺满街道，就像1936年巴金和萧珊初遇时那样。

路过的行人，有的会停下脚步，看看巴金故居的大门，想起这对恋人的故事。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几道的诗文，写尽了相思意。

只是，他尚能与恋人活着相见，但巴金，只能以梦相托给亡妻了。

也许，在巴金心里，他所能给予萧珊最后的深情，就是守着她的骨灰，度过余生。

这就是巴金和萧珊的爱情，一段感人至深的旷世之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