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迎来第一缕薄雾。临时招待所的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张爱萍坐在床沿，用力把尚未褪肿的左腿抬到地面。他已失去人身自由整整六年，如今突然得以重返社会，脚下这片土地竟显得有些陌生。房间不大，光线灰暗，但空气里飘进春天味道——他知道，自己必须重新站起来。
手杖的事情传来得很突然。午后，一位年轻军官敲门递上纸条：“张将军，陈毅夫人托付，明日有人送东西来。”字迹端正，落款陈昊苏。张爱萍愣了好一会儿，心里涌上一股酸意。陈毅已于前年1月病逝，那场追悼会他未能到场，愧疚像石头一样一直压着胸口。此刻，来自老首长遗孀的关怀，胜过千言万语。
夜深灯暗，他躺在硬木床上翻来覆去，记忆止不住倒流。1926年秋，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听陈毅宣讲北伐大义，那个身材高挑、语速从容的蜀中汉子，用一口带着川音的普通话告诉台下学生：“书要读，枪也要拿，国家等你们。”十六岁的张爱萍激动得手心冒汗，当场挤到讲台旁试探着问：“能不能给我们几支枪？”陈毅哈哈一笑，把手掌摁在他肩头：“枪迟早有，但脑子得先硬。”一句话像钉子钉进少年心里。
次年春天，长沙雨夜，张爱萍正式递交入党申请。办手续时，他悄悄把“陈毅介绍人”写得工工整整。没人料到多年后，这一对师生关系会在战争硝烟里反复交织。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爱萍调到新四军三师九旅任旅长，顶头上司正是陈毅。紧张军务中，两人偶尔擦肩，总只来得及匆匆一句：“旅里缺什么？”“缺炮弹，也缺棉衣。”陈毅点头扭头就走，第二天物资准时送到。战场的默契无需多言。
张爱萍的婚姻也与陈毅脱不开关系。李又兰，原为副军长项英夫人。项英牺牲后，李又兰身份敏感，流言四起。张爱萍犹豫不决，组织也观望。某晚，师部油灯映照着陈毅的侧脸，他把一支银白色钢笔递过去：“小张，革命讲原则，可也讲人情。你们两个正当年，愿意就结。”两个月后，一场简单婚礼在皖南深山举行，陈毅站在破旧木桌旁宣布：“新四军第三师批准！”掌声与炮声混杂，那一刻张爱萍的眼角又湿了。
解放战争打到1948年，张爱萍在东线负伤，子弹从头顶擦过，颅骨裂缝。他被紧急送往莫斯科疗养。回国时，谁来接站？还是陈毅。车厢不稳，张爱萍脚下踉跄，陈毅伸手扶住：“好好活着，海里缺个司令。”随后向中央建议，由张爱萍组建人民海军。缺钱缺人？陈毅一句“全力支持”顶天立地。就这样，两年时间，华东舰队雏形初具，海防有了根。
命运骤转发生在1968年夏天。风云突变，张爱萍被隔离审查，后转押阜成门外一处看守所。阴冷潮湿，十几平方米房间连窗户都封着。为了挺住，他在地上划线做俯卧撑，日复一日。可一次意外摔倒导致左腿股骨折，错过最佳救治期，接骨师摇头：“这腿怕是废了。”张爱萍咬牙，没吭声。等到1972年1月狱中得知陈毅逝世，他怔立良久，只留一句哽咽：“陈老总，你怎么走得这么急？”
画面回到1973年的第二天。门被推开，陈昊苏抱着一长一短两包。短的是几本旧书，长的包裹里，一根打磨光滑的木杖。杖身乌黑，握柄处还雕了朵浅浅的梅花。张爱萍双手接过，指尖抖动。陈昊苏轻声说：“母亲叮嘱，慢慢来，父亲不怪您。”这话不长，却像暖流直冲胸口。张爱萍点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会好起来。”
医治腿伤成了当务之急。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牵线，找到闽北老中医林如阔。林氏翻看病历后斩钉截铁：“四个月，保证腿直。”他说到做到，针灸、跌打、偏方轮番上阵。七月初，张爱萍拄着那根手杖，颤巍巍走了三步，身后医护人员惊得鼓掌。林如阔提醒：“彻底痊愈前，手杖就是第二条腿，甩不得。”张爱萍咧嘴笑：“它不只是腿，是老首长的嘱托。”
时间线推进到1974年10月。北京秋风乍起，枯叶打着旋落在中南海石径上。张爱萍坐车进京复查，刚下车，就被叶剑英迎到会客室。叶帅拍着他肩膀：“中央决定，你回国防科委。”短短一句，等于宣告全面复出。晚上整理行李，他把手杖摆在床头，梅花雕纹在灯光下透出温润光泽，仿佛陈毅正站在身旁安静点头。
1975年，张爱萍正式接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战略武器研发。两年后，他出访欧洲商谈卫星测控技术，美方代表暗示“可以合作，但需暂停中程导弹计划”。张爱萍掷地有声：“中国的安全自己负责，外人指手画脚不行！”会谈记录上留下一行醒目的双语批注——那股子硬劲，与当年华中丛林里冲锋的陈毅如出一辙。
忙碌间，他依旧关注陈家子女。陈昊苏先后调入外事系统，每逢困难，总能收到张爱萍递来的“便条”：一句话，要人有，要车有，但末尾必加一行小字——“原则不能松。”在张爱萍心里，“照顾”与“纪律”从不冲突，这也是他与陈毅相通的地方。
1986岁末，军委内部一次非正式聚餐，有人问他：“张老，您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没多想，抬手指了指角落那支已经磨损的手杖：“它陪我走出来，也提醒我，别忘了谁把我扶上路。”语气平和，没有豪言，听者却瞬间沉默。彼时，他早已是共和国上将、导弹工程的掌舵者，但真正让他珍视的，是镌刻在木杖上的那朵梅花和背后的情义。
1990年代初，他把手杖和那支陈毅当年送的钢笔一并捐给军博，附言只有九个字：“两件旧物，胜万卷兵书。”参观者排起长队，很多老兵站在玻璃橱前，一看就是半天。有人感慨：“世上杖多，这根最重。”重的不是木料，而是一代军人间跨越生死的信任。
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走出军博大厅，回想那年春天薄雾里的一声吱呀，张爱萍已长眠八宝山。可每个清明，总能看见陈家后人轻轻放下一支山茶，与陌生人分享一句话：“父亲说，不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