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倪大红饰演的吴越权臣胡进思，凭一身老谋深算、狠戾果决的气场圈粉无数。

他不是脸谱化的反派，既敢在除夕之夜带兵闯宫软禁君主，又终其一生未存篡位之心；

既手握禁军兵权、权倾朝野，又始终恪守护境安民的底线。

这个充满矛盾的角色，并非编剧虚构，而是五代十国时期真实存在的传奇人物——吴越国五朝元老、内牙统军使胡进思。

剧里的他，是串联吴越权力更迭的关键，是钱弘俶上位的推手，更是乱世权臣的鲜活缩影；

剧外的他，从屠牛贩逆袭至剑履上殿的特权大臣，历仕五朝、搅动风云，却最终在忧惧中疽发背而亡。

正史与剧集的交织里，藏着一个最真实的乱世狠人，也藏着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武人当道”的时代真相。

五代十国是草根的乱世，也是野心家的舞台，胡进思的起点，低到尘埃里。

据《吴越备史》记载，他出身湖州吴兴，“家本屠牛”，早年以宰牛贩肉为生，在市井烟火中摸爬滚打，也练就了一身狠劲与察言观色的本事。

但鲜有人知，这位屠牛贩并非粗鄙无文之辈——南宋龚茂良《湖州灵昌庙记》记载，他四岁识字、七岁能文，十七岁科举落第后，才彻底弃文从武，投奔当时的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从一名普通亲兵做起。

乱世之中，忠诚是最珍贵的筹码，也是最稳妥的跳板。

胡进思的崛起，始于一场以命相护的赌注。

后唐天复二年（902年），钱镠与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混战陷入僵局，为换取喘息之机，钱镠被迫将第七子钱元瓘（后来的吴越第二任君主）送往宣州田頵处为质。

彼时敌营凶险，田頵多次以斩杀相威胁，胡进思主动请缨随行护卫，与钱元瓘同处敌营三年，始终以身挡险、不离不弃，最终护其平安归来。

这场护主之举，让胡进思彻底赢得钱氏家族的信任。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第七》明确记载：“初，元瓘质于宣州，以胡进思、戴惲等自随，元瓘立，用进思等为大将”。

钱元瓘继位后，胡进思被提拔为内牙都指挥使，掌控吴越精锐内牙军，从此跻身权力核心，开启了他五朝权臣的生涯。

从屠牛贩到禁军统帅，他的逆袭，是乱世武人的幸运，更是自身胆识与谋略的必然。

胡进思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单纯的武力，而在于他深谙乱世权谋，能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始终站稳脚跟。

他历仕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五代君主，见证了吴越国的兴衰起伏，也多次凭借自身威望稳定政局。

钱弘佐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吴越国内牙军势力膨胀，阚璠党羽专权跋扈，朝野怨声载道。

年幼的钱弘佐有意剪除阚党，却苦于根基未稳，而胡进思作为内牙军宿将，成为制衡阚璠的关键棋子。

他主动配合“外放”策略，以自身一同调任外州为由消除阚璠的疑虑，再凭借军中威望劝说阚璠接受任命，待阚璠外放明州后，又被钱弘佐留在朝中辅佐。

不久后，钱弘佐以“钱仁俊欲谋反”为由，对阚璠党羽及旧勋贵展开清洗，牵连达一百余人，朝堂自此肃然。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胡进思不仅未受波及，反而因协助夺权的功绩，成为吴越国政局重组后极少数保全地位的内牙元老，更获赐“剑履上殿”的特权——这是古代臣子的极高荣誉，意味着他可以佩剑、穿鞋进入宫殿，无需行趋礼，足见其权位之重。

此时的胡进思，是吴越国的“定海神针”，他整顿军纪、震慑骄兵，助力钱弘佐稳固统治，让吴越国在战乱频发的五代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但权力是把双刃剑，常年手握重兵、执掌朝政，让他逐渐养成了专断的性子，也埋下了日后冲突的隐患。

他始终秉持“忠于吴越国，而非单一君主”的理念，这份执念，既是他的底线，也是他擅权废主的借口。

《太平年》中，胡进思与钱弘倧的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除夕宫变，这一段剧情，高度贴合正史记载。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钱弘佐病逝，因诸子年幼，遗命弟弟钱弘倧即位。钱弘倧性格严厉急躁，刚继位就急于整顿朝纲，与胡进思等宿将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钱弘倧即位之初，就斩杀了三名侮辱法吏的将校，而这三人都隶属于胡进思的政治集团。

更让胡进思无法容忍的是，钱弘倧不仅当众讥讽他“屠牛出身”，还想效仿剪除阚璠的旧事，将他外放为刺史，借机剥夺其禁军兵权。胡进思拒不接受，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白热化。

导火索发生在天福十二年除夕，有画师向钱弘倧进献《钟馗击鬼图》，钱弘倧在画上题诗暗喻，直指胡进思是“恶鬼”。

胡进思见后，深知钱弘倧已对自己动了杀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

当晚，他联合指挥使诸温、钭滔等人，率领亲兵全副武装闯入王廷宫宴，格杀钱弘倧身边的卫士，封锁宫门后假传王命：“大王突发中风，已传位给其弟钱弘俶”。

这场除夕宫变，没有血流成河的惨烈，却彻底改写了吴越国的君位传承。

钱弘俶畏惧胡进思的势力，多次推辞继位，最终提出条件：“若能保全我兄长性命，我才接受王位”。

胡进思答应后，钱弘俶才正式即位。

《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均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证实了胡进思“以臣废君”的史实。

值得注意的是，胡进思发动宫变，并非为了篡位自立——

他一生历仕钱氏五朝，始终没有觊觎王位的野心，政变后依然拥立钱氏宗室，核心目的仍是维系吴越国的稳定，避免因君弱臣强引发内乱。

但在封建君臣伦理中，“以臣废君”已是大逆不道，这也让他背负了千古争议。

拥立钱弘俶后，胡进思的权力达到顶峰，却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多次上疏请求诛杀废王钱弘倧，以绝后患，却始终被仁厚的钱弘俶拒绝。

钱弘俶表面对他礼遇有加，实则暗中逐步收回他的兵权，削弱其势力——这位被他推上王位的君主，终究无法容忍一个“擅权废主”的权臣存在。

急于斩草除根的胡进思，最终走上了极端：他私自派遣刺客去刺杀钱弘倧，却被钱弘倧的护卫薛温击杀。

行刺失败的消息传来，胡进思深知自己早晚必被问责，长期的忧惧与焦虑压垮了他，不到两日便因背上毒疮发作而去世。

《新五代史》记载：“忠懿王畏忌进思，曲意为之下。进思数请除废王，忠懿王不许。进思于是亦内忧惧，居无何，疽发背卒”，印证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胡进思的卒年与享年，史料存在分歧：正史记载他卒于948年，而《湖州灵昌庙记》则称他晚年辞官归乡，后应钱弘俶之请复出，最终于955年卒于杭州，享年九十八岁。

两种记载虽有差异，但均印证了他“功过交织”的一生。

后世对胡进思的评价，始终两极分化。

清代史家吴任臣斥其“挟兵废主，为罪之魁”，将他归为“乱臣贼子”；

而近现代观点则认可他的客观功绩——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他以铁腕手段震慑骄兵、避免内乱，助力吴越国保持稳定，为江南文明的存续埋下了伏笔。

他的身上，既有“护主忠勇”的功臣底色，也有“擅权犯上”的权臣弊病；既有“保境安民”的初心，也有“手段狠戾”的偏执。

胡进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只是五代十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缩影。

那个乱世，礼崩乐坏，君臣之道崩塌，武人凭借兵权就能左右朝局，而胡进思的一生，不过是无数乱世武人命运的缩影——

他们渴望通过权力实现逆袭，渴望用铁腕守护一方安稳，却终究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最终落得悲剧收场。

《太平年》让胡进思这个被历史尘封的权臣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而正史中的他，比剧集更复杂、更鲜活。

从屠牛贩到禁军统帅，从托孤老臣到废君权臣，他的一生，是一部草根逆袭的传奇，也是一部乱世权谋的悲歌。

我们无法用现代的价值观去评判五代的臣子，毕竟在那个人命如草芥、权力更迭频繁的时代，“活下去”“守得住”就是最大的底线。

胡进思用一生践行了“忠于吴越”的执念，却也用极端的手段打破了君臣伦理；

他维系了吴越国的短期稳定，却也因擅权为后世留下了争议。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没有绝对的忠奸，没有完美的人物，只有在时代洪流中奋力挣扎的众生。

胡进思的功与过，早已随着五代十国的尘埃被掩埋。

乱世之中，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人；而真正的坚守，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在混沌中守住内心的底线。

你心中的胡进思，是功大于过的忠臣，还是擅权废主的奸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