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西晋张华《博物志》“物理”篇引《庄子》佚文：“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文中“蜀黍”并非泛称的谷物，而是原产于四川盆地、被先民最早驯化的高粱。循着这一线索回溯《山海经》《诗经》等上古文献，那些反复出现的“黍”，实则是古蜀语境中高粱的专属称谓，而“蜀”字的深层内涵，恰与酿酒原料紧密相连，最终印证了四川作为中国酒文化起源地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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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黍之名：作物起源与古蜀地的直接关联
北宋《图经本草》明确界定“蜀黍，乃今之高粱也”，将这一作物与古蜀地的渊源固化为文献共识。“蜀”作为四川地区的古称，与“黍”组合而成的作物名称，遵循了古代“以地名命物产”的命名规律，如同“蜀葵”等称谓与原产于蜀地的戎葵（一丈红）一样，暗示着四川盆地是高粱的最早驯化中心。
丰收的高粱（来自网络）
植物考古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坚实支撑：宝墩遗址4500年前的碳化作物遗存中，已发现黍类作物的痕迹，而资阳濛溪河遗址出土的6.22万件植物遗存中，包含多种酿酒原料，进一步佐证了古蜀地早有高粱种植的农业基础。更具说服力的是，中国高粱与印度高粱的杂交后代结实率极低，彻底否定了“高粱外来说”，证明四川盆地的高粱是独立起源的本土作物。《博物志》所引《庄子》记载，正是对这一作物古蜀起源的早期文献记录，“蜀黍”并非后世才出现的称谓，而是上古时期便已流传的本土命名。
宝墩出土的水稻（已碳化）（来自人民网）
濛溪河遗址（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位置图与地貌远景
（来自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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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黍”：古高粱的文献泛称记录
上古文献中的“黍”，实为古蜀高粱的泛称记录。《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其中“都广之野”经杨慎、蒙文通等学者考证，正是今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核心区域。此处的“膏黍”，若按中原文献对“黍”（黄米）的定义解读，与四川盆地的农业生态并不契合：黄米更适配北方平原，而高粱耐旱耐瘠薄，恰好适应蜀地丘陵山地的地理环境。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盉、铜罍等酒器形成完美互证。
金沙遗址出土陶器（来自网络）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具（来自网络）
无独有偶，《诗经·大雅·江汉》中“秬鬯一卣”的记载，以黑黍酿造祭礼酒“秬鬯”，这里的“秬”（黑黍）实则是古蜀高粱的特殊品种——蜀地高粱籽粒多有红色、黑色等变种，且黏性品种（古称“秫”）正是酿酒的上佳原料，与《说文解字》“秫，稷之黏者也”的描述完全契合。这些文献中的“黍”，并非中原语境中的黄米，而是古蜀先民对本地酿酒核心原料——高粱的统一称谓。
高粱酿酒场景（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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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与酒：文献中酿酒原料的隐性关联
从文献脉络来看，古蜀与酒相关的记载从未脱离“蜀”的地域标识，诸多古籍明确勾勒出蜀地以高粱（古蜀之“黍”）为原料的酿酒传统：
1
《世本》载“少康作秫酒”，而少康（杜康）墓遗址位于今成都彭州郫县区域（笔者之前有专门论述），恰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心点位，其“秫酒”所用之“秫（黍）”也是古蜀驯化的黏性高粱；
2
《礼记·月令》规定“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郑玄注“秫，黏黍也”，明确黏黍（古蜀高粱）为酿酒优选原料，与古蜀酒器遗存形成文献互证；
3
《齐民要术·苯曲饼酒》专门记述“蜀人作酴酒”之法，详细记载了蜀地以本地谷物为原料的酿酒工艺，印证了蜀地酿酒技术的成熟；
4
《华阳国志·蜀志》载战国开明帝时期“以酒曰醴”，明确蜀地已产出名为“醴”的美酒，其原料正是本地广泛种植的高粱；
5
《酒诰》（西晋·江统）追溯酒之起源“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而杜康酿酒技艺的核心传承地在蜀地，所用原料直指蜀黍（高粱）；
6
北宋《酒经》载明“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进一步确认杜康所创秫酒的原料为黏性高粱，与蜀地作物驯化史高度契合。（笔者之前有论证，明代地图“汝阳”位置在宜宾泸州区域）
▲《皇明职方地图》四川省版图（来自网络）
这些记载背后，“蜀”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成为酿酒原料的隐性指代——当《齐民要术》专门记载“黍米法酒”工艺时，其中的“黍米”在蜀地方言语境中，实则是高粱的别称。随着文献整合与语言流变，“蜀黍”逐渐简化为“黍”，并被纳入黍属分类，但“蜀”与酿酒原料的深层关联始终未断，成为镌刻在文化基因中的记忆。而这一源于古蜀的酿酒传统，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发展，早已形成蔚为大观的酒文化体系，此前已有推论：四川盆地及西南地区是酒与酒文化的起源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泸州老窖、五粮液、茅台、郎酒、剑南春、董酒、习酒、水井坊、诗春秋等诸多享誉中外的名酒品牌。
四川部分白酒（来自网络）
诗春秋白酒
从作物驯化到酿酒实践，四川作为酒起源地的逻辑链已然完整。古蜀先民在四川盆地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下，成功驯化高粱并将其作为核心酿酒原料，创造了早期的粮食酿酒技术——这比依赖野果发酵的果酒更具文明高度，需要掌握曲蘖糖化、发酵等复杂工艺，而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酒器与濛溪河遗址的酿酒原料遗存，正是这一文明成就的实物见证。《山海经》《诗经》中的“黍”，《博物志》中的“蜀黍”，共同构成了高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称谓体系，而“蜀”字始终是连接作物、地域与酒文化的核心纽带。
白酒酿造场景（来自网络）
结 语
综上，《博物志》引《庄子》的“蜀黍”实为四川原产高粱的铁证，而上古文献中的“黍”，正是这一作物在古蜀语境中的泛称。“蜀”不仅是地域之名，更承载着酿酒原料的文化内涵，“黍属”分类的背后，是高粱从蜀地走向各地的称谓演变。从宝墩遗址的作物遗存到三星堆的青铜酒器，从《山海经》的物产记载到历代蜀地酿酒文献的详实记录，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四川盆地是高粱的驯化起源中心，《山海经》《诗经》中的“黍”即蜀地高粱，它作为酿酒的核心原料，奠定了四川作为中国酒文化起源地的深厚根基，让蜀地酒香穿越千年，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