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盛夏，北京紫禁城东华门正在脚手架上做油饰补漆。一个姓郝的木匠抬头看着近十米高的宫墙，自言自语道：“这么高，连燕子都得绕路。”谁也想不到，五年后，这堵墙竟“挡”不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

最早拉响警报的是1959年8月16日清晨的碎玻璃声。管理员田义和临近养心殿时，脚底咔嚓作响，细看——陈列柜被撬，玻璃片上混着几丝血肉。田义和脑子“嗡”地一下，立刻冲向保卫科。

现场勘察很快展开。警方在柜角提取到残缺指纹、在地面留下的鞋印测出鞋号41，还捡到一小段脱落皮肤。更让人犯难的是，案犯携带的金册与玉鞘匕首重达十余斤，却能毫发无损翻越宫墙，仿佛真的会轻功。

这批文物并非寻常摆设。康熙年间为孝惠章皇后铸造的十四页纯金册，满工錾刻，翻页如纸，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顺治、乾隆御用的五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更是宫廷工艺顶流。初步估算，损失逾十五亿元。社会震动，可想而知。

八一五后三个月，全国铁路、码头、金器收购摊点全部拉网式排查。案件却迟迟无突破，专案组压力巨大。民间却热议起“飞檐走壁”，甚至有人传出“侠客出山”一类荒诞说法。

转机出现在1959年11月11日。天津公安干警在沪京列车上盯上两名神情可疑的年轻人。验票时发现二人逃票，随身只有一只旧帆布包。执勤民警打开包裹，数块被粗糙剪切的金片赫然在目，上面依稀能辨出“康熙御制”四字。

“哪儿来的？”民警低声问道。年轻人挤出笑容：“家里祖传。”旁边的老刑警冷哼一声，“别耍花腔。”短短两句对话，道破心虚。两人被带回天津市局，指纹与故宫现场一比对——百分之百吻合，其一正是主犯武庆辉。

案卷显示：武庆辉，1939年生，山东寿光人。初中肄业后游手好闲，嫌务农辛苦，常向家里伸手讨钱。1959年春，他投奔在北京某部队当兵的姐夫。一个人溜达进故宫，目睹满柜金光，“发财”念头疯狂滋长。

8月15日下午，他带着大钳、帆布包混入景区。闭馆后先躲进厕所，午夜再摸向养心殿。用铁钳撬开展柜、刀鞘装包，然后依托宁寿门修缮脚手架攀上女墙。墙头仅尺余宽，他贴身趴行数十米，到达北侧低矮处，以衣袖裹上碎玻璃垫脚，顺着墙缝滑下地面。锡庆门门闩被撬弯，留下关键痕迹。

偷来的国宝，落到贪婪又无知的手里，很快被剪成指甲盖大小的小金块。武庆辉先在北京销了部分换取路费，随后辗转天津、济南、上海，短短三个月花去近两千元。按当时物价，足够普通工人十年工资，可与十五亿的实际价值相比，不啻自毁金山。

抓获后，武庆辉供出在京落脚的姐姐。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曾试图请求家人“借点钱，把剩下的金片重新熔成摆件”，妄想骗过搜查。姐姐因包庇罪被判十五年，武庆辉则以盗窃、毁坏国家珍贵文物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案件虽破，人们的心情却难言轻松。经文物专家清点，十四页金册被剪得支离破碎，仅余二页基本完整；五把金鞘匕首缺失镶宝玉，部分刀柄被锯断，只能以残品入库。那条原本绚烂的皇家艺术长河，就此留下无法弥补的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事发后故宫迅速升级安防。闭馆时间提前至17时，逐鹿台、午门等重点区域加装铁网及红外报警装置，安检机制也随之建立。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参观路线、专用玻璃柜、防翻墙报警器，正是那场劫难后的产物。

回头审视武庆辉的“轻功”谜团，其实不过是趁夜色利用脚手架攀爬。若非宫墙当时局部维修暴露了缝隙，若非保卫值守疏忽，或许无人能在那座历史最厚重的城墙上留下可疑脚印。

警方卷宗里写道：“此例警示，国宝之患，常源于人心而非城墙。”短短一句，道破要害。珍贵文物经千年战火尚能存世，却可能毁于一念之差的贪婪。对那些曾在午门前驻足的中年读者来说，这不只是陈年旧案，更是关于责任与敬畏的提醒。

再说武庆辉，据狱方记录，他在狱中学文化、识字练字，曾感慨：“若当年懂点历史，哪敢下手？”遗憾之余，也让后人明白：法纪之外，还有文明的底线，任何侥幸心理，终会被时间与铁窗碾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