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30日上午，北京前门体育场人声鼎沸，乐曲与掌声混杂成一阵热浪。大会主持人读到“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周文江”时，个头不高的他快步走向主席台，笑得有点腼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是庆祝建党三十周年的一幕插曲；对他本人，却像是一条漫长征程的回声——能站在这里，是因为半年前的长津湖极寒夜，他带着五连硬生生堵住了美陆战一师的退路。

掌声落定，有记者小声问他：“零下四十摄氏度是怎样的感觉？”周文江轻轻摆手，“脚冻得麻木，心是热的。”这一句随口的回答，没写进任何官方通讯，却在很多战友间流传很久。毕竟，零下四十摄氏度外加敌方重炮，能让人撑到天亮，本身就不多见。

时间往回拨动。1950年10月，九兵团突然由上海沿海调往山东，秘密得连基层排长都摸不着头脑。周文江原本还想着冲着台湾去，忽然听说要北上，他在车厢里嘀咕：“究竟去哪儿？”列车长只抛下一句，“上边有命令啦。”那年他二十六岁，已经是177团二营副营长，枪法好，体能也硬，但对朝鲜的山寒水冻并无概念。

十一月中旬，部队悄悄过鸭绿江。装备不够是硬伤，棉衣库存只发到膝盖，一层旧军毯缠在腿上算是“加厚”。有意思的是，分发冻疮膏那天，很多战士宁可让膏药省下来涂在枪机上——机械油冻住，枪就哑火。周文江看在眼里，索性把自己那份也交出去，他说：“枪响了，人才能活。”

27日夜，长津湖东岸大雪漫天。20军接到穿插命令，二营要越过狼林山，封锁下隅里至柳潭里的公路。地图上不过几厘米，山里实则峭壁雪谷，辎重车根本过不去，只能靠双脚。凌晨一点，周文江让通讯员把五连集合，他压低声音，“兄弟们，风大别张嘴，冻住嗓子喊不出来。”一句话逗得大家嘿嘿笑，然后摸雪出发。

天亮前，敌军先导车队闪着灯光驶来。五连在公路侧翼打“哑巴阵”——先拉爆破筒截首尾，再放手榴弹。第一波下来，美军乱作一团，呼啸弹雨却已盖住山坡。子弹撕着风声，雪地激起细碎冰屑，梆梆作响。守了七天七夜，五连补充换了一茬又一茬，到战斗结束仅剩二十余人，其中七人还能完整扣动扳机。统计战果：击毁坦克四辆，汽车两辆，毙伤敌四百余。对外电台简报只有寥寥数字，数字背后，是一条生死线。宋时轮在战后电报里写，“此役，二营功甚伟”，附注“周文江指挥得当”。

冲锋之外，周文江的过往同样坎坷。1924年，泰州姜堰区一个贫寒村庄，他排行老三。父母早逝，兄长被抓壮丁，姐成了童养媳，剩下弟妹靠他挑米换糠。十三岁那年，他在溱潼烧饼铺当学徒，又去化肥厂搬过袋子，生计艰难。直至1944年春，他在江都路边偶遇新四军侦察员，听说“打鬼子管饭”，扔了挑子就跟队伍走。第一次战斗攻丁沟据点，他举着大刀冲进去，大喊“缴枪不杀”，吓得几十个伪军丢枪投降，战后立功，一口气翻身做了班长。

解放战争期间，孟良崮、淮海，他几乎每役必上突击名单。1949年淮海结束，五连被授予“大功连”，他个人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当年秋天，在北京怀仁堂的战斗英雄大会，他第一次握到毛主席的手。谁都没想到，一年内他会三次被接见——第二次是前门体育场，第三次是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间隙。毛主席听他说自己是江苏人，笑着转头对周总理：“你老乡。”

朝鲜回国后，周文江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直到河南南阳军分区副司令。1979年离休，行政级别正师，可在许多年轻干部眼里，他像个没架子的邻家长辈，见面就拍肩：“工作要舍得下连队，别只坐办公室。”有人调侃他话多，他摆手：“打仗时不肯说一句，战友走得太多，现在想说就多说两句。”这座城市因此多了一个义务宣讲团，十多年，他领着一帮老新四军奔波学校、厂矿，对着学生讲“打冷枪”“反搜索”，讲到激动处拍桌子，“要命的时候只能向前走！”

2011年，他完成回忆录《抹不去的记忆》，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写序称赞“兵中老黄牛”。次年盛夏，周文江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告别仪式上，没有过分的排场，战友们把一面旧军旗覆在棺上，旗角磨破，用黑线细细缝好。负责整理遗物的干事发现，他的抽屉里留了一张纸：五连牺牲名单，名字后面只写了年龄和籍贯——那一行行小楷，像长津湖夜雪沉沉压住的枪声，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