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出身没落大家庭，童年在父母反目、继母苛刻中长大，又经历与胡兰成的失败婚姻，她对亲情和婚姻已有一种本能的戒备。 三十多岁时，她断开与父亲的关系，只身赴美，在公寓里接校对翻译养活自己，一边写作，想在新大陆重新站稳。 为了换取一段安静写作的时间，她申请进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那里给艺术家短期住宿和创作空间，也让她遇见了比自己年长近三十岁的作家赖雅。 这个同样境况窘迫、带着女儿的老人懂得她的文字和孤独，两人在交谈与书信往来中渐渐靠近。驻留结束时，他先离开，她临走前把手里大半积蓄留给他。 不久，她在纽约被告知怀孕。那年，她三十六岁，他已年过花甲，一个靠稿费和校对费勉强维生的华人女作家，一个只剩退休金的老作家，眼前首先是房租和账单。 赖雅提出结婚，却明确表示无力抚养孩子，希望把这个生命终止。现实的冷酷和她对做母亲的迟疑叠加在一起，她知道，任何浪漫想象都经不起细算。 她从唐人街带回一瓶堕胎药，药瓶放在写满批注的稿纸旁，医生的纸条夹在一摞账单里。那天屋里光线暗沉，她长时间盯着药片，最终端水吞下。 剧痛袭来时，她像童年无数次那样独自咬牙熬过去，直到感觉到那个尚未出生的生命离开身体，只是低声吐出一句“终于下来了”，然后把那团血肉丢进马桶，任水流冲走。 同年8月，他们到市政厅登记结婚，只领了一纸证明。婚后，他们在简陋公寓里一边写作一边挣生活费，她翻译《红楼梦》和旧作，他写散文，收入不多，却勉强支撑房租与日常。 偶尔到唐人街吃一碗馄饨，聊起上海旧事，是他们少有的温暖时刻。对生育，她不再认真考虑，把尚未给出的爱转移到书页上，在小说里反复书写母性与命运。 很快，病痛逼近现实。赖雅先后多次中风，最后瘫痪在床，需要长期服药和照料。她卖掉母亲留下的古董首饰，频繁搬家，在看护与写作之间来回奔波。 白天给他翻身喂药，推着轮椅晒太阳，夜里守着打字机赶稿，那个曾在上海滩衣着精致的才女，变成为生活奔忙的看护者和翻译者。 1967年赖雅去世，这段维系十一年的婚姻告终。送走丈夫后，她没有重新投入热闹人群，而是把自己退回更狭窄的世界。此后，她辗转香港和美国几座城市，最终定居洛杉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常为房间可能有虫患而焦虑，房里堆满纸箱，生活简到近乎清苦。 外界看到的，是她写出的《倾城之恋》和天才女作家的名号。现实里，她把几乎全部心力沉入文字，考据《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反复修改旧作，让纸张成为唯一可托付的“子嗣”。纽约那瓶药，并不是惊心的戏剧桥段，而是在有限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她没有多加辩白，只是在此后漫长的孤独岁月里，把愧疚、温情与无奈，一点点写进那些冷静的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