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在外界眼里，他是一位把名字写进世界工程史的桥梁大师，从少年时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到远赴美国拿下硕博，再到回国主持钱塘江大桥，大半生都在图纸和江河之间奔走，还在战火中亲自炸桥阻敌。荣誉和掌声铺满了他的职业道路，却渐渐遮住了家里那道悄悄扩大的裂缝。 陪他打拼大半生的是比他年长的戴传蕙，脾气温和，做事稳妥。婚后不久他远渡重洋，她独自在国内撑起一大家子。 回国以后，他继续常年奔波，六个孩子的吃穿、一次次迁徙、对丈夫安危的担忧，全压在这个旧式妻子肩上。长期劳累和压抑，让她越来越沉默，身体日渐垮掉，抑郁像阴影一样笼在这个家里。 生活真正翻涌起暗流，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时认识了比自己小近30岁的权桂云，两人因工作走得很近，很快发展成同居关系，还生了一个女儿。 这段感情被他压在暗处多年，既没有与原配分开，也没有向家里摊牌，只是让两个世界悄悄平行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单位清查个人情况，他终于不得不把这段关系写进材料，也等于摆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纸面上的几行字，变成现实里翻涌的伤口。戴传蕙本就虚弱，得知真相后精神完全崩溃，失眠、消瘦、抑郁接踵而至。 六个孩子对父亲的敬重迅速冷却成难以言说的疏离，那时这个家其实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只是所有人都还在硬撑。 1967年戴传蕙去世，本该是全家守灵的时刻，他却在灵堂未散时提出要娶的人正是权桂云，还打算把那边的小女儿接回茅家。 对孩子们来说，那是母亲一生郁郁而终的源头，是让这个家多年名存实亡的根子，如今却要堂而皇之走进祖宗牌位前。 父亲惯用的命令语气让这场谈话没有余地，六个兄弟姐妹只能用转身离开来表达立场，从此不再踏进父亲的门槛。 家里的门关上了，科研单位的大门却一直为他敞开。他照旧在铁道科研一线忙碌，主持桥梁项目，编写桥梁史，讲台上的身影依然干练而笃定。 可一回到家，端茶递水的只有权桂云和小女儿。街坊都知道这门亲事的来龙去脉，背后议论不绝，母女俩在生活中始终低着头，小女儿在学校也常因出身被同学取笑，自卑寡言。 年纪渐长，他开始频繁生病，胃病、记忆力衰退轮番上门。他一次又一次给远方的六个孩子写信，承认自己对妻子和这个家的亏欠，希望哪怕能见一面，把多年心结说开。信有的被退回，有的杳无音讯。他出国开会路过长子所在城市时，曾特意上门敲门，却只在楼道里站了很久，对着一扇始终紧闭的门。 1975年，权桂云因病离世，小小的葬礼上只有他和小女儿两人。1989年冬天，这位把钢梁和铆钉架在大江大河上的老人病逝北京，灵堂前花圈成排，学生、同事、同行前来致哀，却始终不见那六个本该站在最前排的身影。 他用一生去跨越江河，却没能在自己家里搭起一座让背叛与原谅重新相遇的桥。六个孩子守着对母亲的爱，把愤怒当成最后的底线，他则带着对妻子和子女的愧疚，把孤独当成晚年的归宿。 功勋可以写进史册，亲情的缺口却只能留在那扇没有再打开的家门后，成为这位大师一生中最沉重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