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女司机车祸肇事后转移资产：被按重罪起诉

2024年3月16日。美国加州旧金山韦斯特波特巴士站，80岁华人女司机刘芳驾驶车辆在不明原因下突然加速，以约70英里的时速，直接冲向韦斯特波特图书馆外的巴士站。一对正在等车的夫妇和他们年仅1岁多的幼儿、3个月大的婴儿被当场撞飞。父亲当场身亡，其余三人送医后相继不治。一家四口，无一生还。

如今，这起车祸，再次掀起巨大争议——不只是因为刑责，而是“事后操作”。

上周，旧金山市高等法院裁定：刘芳仍将以四项“汽车过失杀人重罪”受审。法官驳回了辩方要求降罪的动议，案件将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

庭审中，刘芳否认重罪指控。她的律师强调，这不是一起“重罪级别的严重疏忽”，而是一场车辆突然失控的悲剧。

刘芳最初向调查人员表示，事发前她试图停车，却误踩油门；随后又改口称，车辆出现故障，突然暴冲。她甚至表示，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自己曾试图把车撞向电线杆。

但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说法。警方和技术人员对车辆进行检查后，并未发现任何机械故障的证据。

与此同时，被告对事故经过的说法前后矛盾，也成为检方重点质疑的部分。法官最终认为，是否构成严重疏忽，不应在此阶段轻易下结论，而应交由陪审团判断，因此拒绝降为轻罪。

真正让案件引发强烈反弹的，并不仅是刑责问题，而是事故之后的一系列操作。死者家属在提起民事索赔的同时，发现刘芳在案发后存在财产转移行为，随即向法院申请撤销相关资产安排，要求冻结财产，防止在案件审理期间被提前处理。

这一点，直接改变了舆论的风向。在不少民众眼中，“先保资产”似乎是一种熟悉的自保思路，但在这起四人丧生的案件中，这种做法显得格外刺眼。它让案件从“高龄司机误操作”的同情叙事，迅速转向了“是否存在规避责任”的质疑。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刑事案件与民事索赔并行推进，行为本身是否违法，往往要结合事前与事后的整体表现来判断。一边否认严重疏忽，一边却急于转移资产，这种矛盾操作，很容易被解读为心虚，而不是无辜。这起案件走到今天，已经不只是一起交通事故，也不只是一次法律争议：在重大伤亡面前，所谓“聪明操作”，往往不是保护，而是放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