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黄百鸣筹拍《叶问》时，邀请李连杰出演，没想到李连杰开价1亿，还说是友情价，黄百鸣又去找成龙，成龙开价3000万，但要30%票房分红。   2008年的那个冬天，寒意不仅停留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更渗透进了香港电影人的骨髓里，金融海啸的巨浪打过来，投资人的支票簿合得比蚌壳还紧，摆在黄百鸣案头的那张Excel表格，红得刺眼，他手里只有8000万港币。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在那个年代的功夫片账本里，这点钱甚至不够以此为圆心画一个圆，他想拍《叶问》想拍一代宗师，这需要顶级的气场，而气场在影视圈通常有一个俗气的代名词：天价片酬，黄百鸣最开始的算盘打得很响，直奔金字塔尖。他找了李连杰。   那时候的李连杰，刚刚拿下金像奖影帝，身价是好莱坞级别的，对方给出的回应很客气，说是“友情价”但数字冷冰冰地砸在桌上：1亿港币，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物理层面的劝退，一个人的片酬比整个剧组的预算底线还要高出2000万。   这就好比你想买房，结果发现连大门的门把手都买不起。这不是艺术分歧，是生存死结，黄百鸣不死心，转头敲开了成龙的门，作为当时华语影坛的另一座大山，成龙给出了两套方案，方案一，一口价7000万，这依然是个死局，付完片酬，黄百鸣手里只剩1000万。   这点钱，别说拍出民国气韵，恐怕连给群演发盒饭都不够，第二个方案二更有意思：3000万底薪，外加30%的票房分红，看似让步，实则是把投资方架在火上烤，对于一个在金融危机中瑟瑟发抖的项目，这种巨大的后端不可控性，无异于饮鸩止渴。   两大巨星先后因“形象重合”和价格因素离场，黄百鸣被逼到了悬崖边，这时候，甄子丹的名字浮出了水面，当年的甄子丹是什么段位，业内公认的“绩优股”《杀破狼》打得生猛，但在资本眼里，他始终没捅破那层天花板。   他的片酬常年徘徊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属于“好用但不贵”的类型，双方坐下来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试探，甄子丹小心翼翼地抛出了自己的报价：“能不能给300万”这句话听在黄百鸣耳朵里，简直像是天籁，300万仅仅是李连杰报价的3%。   这笔账瞬间就算活了，省下来的9700万差价，没有变成利润落入黄百鸣的口袋，而是发生了一场惊人的物理转化，这笔巨资变成了片场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民国街道，变成了重金礼聘洪金宝担任动作指导的酬劳。   黄百鸣是被迫的，但这种被动，恰恰让电影回归了“制作中心制”甄子丹也清楚，这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抄底”机会，他拿出了近乎自虐的诚意，为了补齐名气上的短板，他每天把自己关在练功房打8个小时咏春木人桩。   即便在片场被斧头意外砍伤眼角、鲜血直流，稍微缝合后也坚持不退场，他在用血肉之躯，去填补那9700万的资本鸿沟。   2008年底，电影上映，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首月票房破亿，金像奖最佳影片，那个在镜头前温文尔雅又拳拳到肉的叶问，一夜之间成了国民英雄。   这是一场完美的非零和博弈，甄子丹的片酬后来从300万一路狂飙到3000万，完成了李连杰和成龙耗费数十年才完成的资本积累。   如今回看这一局，哪有什么“捡漏”的好运，不过是在资本退潮的裸泳时刻，有人还在笨拙地坚持“内容为王”最终接住了命运抛来的那根橄榄枝。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打了十年，叶问不累我都看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