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天津市委组织部宣布了新的领导班子名单，邢燕子得知自己不再担任市委书记后，当天下午就骑车前往北运河，那里有她负责的环保项目正在推进。   换作旁人，可能得琢磨琢磨接下来的日子，或是纠结于职务变动的落差，但邢燕子压根没这闲工夫。在她这儿，职务只是个干活的名头，卸不卸任不影响手里的活儿得干完，北运河的污染治理可等不起。这种透着股实在劲儿的作风，可不是临时装出来的，得从她根上说起。   邢燕子从不是那种看重头衔的人。她这辈子，从一开始就没把“当官”和“干活”绑在一起，甚至当官对她来说，从来都是“额外负担”，能多干实事才是根本。   她17岁那年，刚从农业中学毕业。她的父亲当时已经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家里人都在市区生活。按常理说，她完全能回市区找一份轻松的工作，或是继续升学深造，不用在农村遭罪。   邢燕子没选这些轻松路。她主动回到了老家宝坻县司家庄村，一门心思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她心里清楚，家乡当时特别穷，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支援建设，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急需要人带头干活、改变面貌。   刚回村的时候，生产队安排她去幼儿园当教养员，管三十多个满地乱跑的孩子，活儿不算重。可到了冬天，村里遇上粮食危机，打鱼和编苇帘成了乡亲们度过灾荒的主要出路。邢燕子当即联络了7名青年妇女，组成了北大洼第一个妇女打鱼队。   那时候，河面结着两尺来厚的冰。邢燕子和姑娘们每天在冰上凿洞下网，起网时的网绳一捞出来就冻成冰棍，抓在手里刺骨地疼。她们白天打鱼，晚上就在马灯下编苇帘，连歇口气的功夫都很少。   三个月下来，她们硬生生为全队创造了3900多元的副业收入，帮乡亲们稳稳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党支部后来给这个妇女副业队命名为“燕子突击队”，邢燕子这个“领头雁”的名声，也是从那时候慢慢传开来的。   她的实在，不止体现在吃苦上，更体现在不贪名利上。后来，她的事迹被广泛报道，成了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还先后担任了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多个职务，最多的时候头上有16个官衔。   可邢燕子从来没把这些头衔当回事。她当时担任的天津市委书记，是不驻会、不拿国家工资的，她依旧在村里记工分，拿的报酬和队里其他女劳动力的平均分一样，没有一点特殊待遇。   周恩来总理后来知道她职务太多、忙不过来，特意批示“去掉中间各项，只保留最低和最高职务”，让她既能保留政治荣誉，又能继续扎根基层干活。邢燕子当时特别感激，她最怕的就是因为开会、应付公务，耽误了地里的活儿、耽误了帮乡亲们办事。   再后来，到了1981年，她调到天津市北辰区的知青农场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在农场里，她依旧没把自己当“领导”。她每天挑着大桶撒肥，闲下来还会帮小卖部售货员售货，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哪里需要人，她就往哪里凑。   所以说，1983年卸任市委书记，对邢燕子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个“干活的名头”而已。她当天下午就骑车去北运河，不是装样子给别人看，是她打心底里觉得，手里的活儿不能断，北运河的污染治理等不起。   那时候的北运河，污染问题已经比较突出，直接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活。邢燕子后来还专门查看了大量文献资料，沿着丰产河两岸逐个排查排污口，完成了《天津北运河水污染问题的报告》，为北辰区10万居民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实实在在出了力。   有人后来问过她，卸任之后有没有觉得失落、有没有怨言。邢燕子说得很实在，刚下来的时候心里确实有点苦闷，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不一样。但她很快就想通了，无论官大官小，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国家的安排，不能跟党和国家讨价还价。   邢燕子这辈子，从来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始终记得，自己是个农民，是个要带头干活的人。职务来了，她不飘；职务没了，她不怨。   1983年那个下午，她骑着车赶往北运河的背影，其实就是她一辈子的缩影——不看重头衔，不纠结落差，只在乎手里的活儿有没有干完，只在乎能不能帮到别人。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实在，不是一时兴起，不是刻意表现，而是她从17岁回村那天起，就一直坚守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