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春不认为自己是聂卫平徒弟，这是不是“忘恩负义”？和中华的传统美德相悖吗？ 2026年1月，“棋圣”聂卫平的告别仪式上，围棋界名流云集，唯独缺席了曾与他并称“聂马”的马晓春九段。这场缺席让一桩跨越半个世纪的公案再度发酵：马晓春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聂卫平的徒弟，只认可师生关系，这究竟是坚守边界的清醒，还是背信弃义的凉薄？是否与“尊师重道”的中华传统美德相悖？答案藏在师徒关系的时代语境、制度背景与人性复杂的交织之中，绝非简单的道德评判所能涵盖。 要厘清这一争议，首先需界定传统师徒关系与现代师生关系的本质区别。中华传统伦理中，“师徒如父子”的观念根深蒂固，“天地君亲师”的排序赋予师父近乎亲情的伦理责任，确立师徒关系需经过庄重的拜师仪式，伴随“传道授业解惑”的全面培育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终身义务。而现代师生关系则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多为特定阶段的知识传授关系，更强调教学相长与人格独立。聂卫平与马晓春的交集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8年国家队推行“一帮一，对儿红”制度，聂卫平受组织安排指导年少成名的马晓春，手把手带他复盘、实战，累计对弈上百盘，从让四子逐步降至让三子，这份指导无疑为马晓春的棋艺精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种基于体制安排的“传帮带”，本质上是教练与运动员的工作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契约——既无拜师仪式，也无明确的师徒名分约定，更不符合当时“反对封建糟粕”、不提倡传统师徒制的时代氛围。 马晓春拒绝“徒弟”名分，并非否定聂卫平的指导之恩，而是对关系性质的理性界定。在聂卫平逝世后，马晓春发表千字长文《我与聂老早年二三事》，详细回忆了当年受指导的点滴，明确称聂卫平为“永远的老师”，言辞间满是敬意。他始终强调的是“师生有别”：聂卫平的指导是体制内的教学责任，自己的成就更多源于后天钻研与赛场拼搏，不愿用“徒弟”名分捆绑彼此的人格与成就。这种态度背后，既有天才棋手特立独行的性格因素，也有对关系边界的清晰认知。反观聂卫平的“师徒执念”，更多源于老一代棋手对传统师门观念的坚守——他将倾囊相授等同于收徒，将自己的恩师过惕生逝世时马晓春未到场守灵视为“失仪”，本质上是用传统师徒伦理要求现代师生关系，难免产生认知错位。1993年围棋界明确恢复传统师徒制，聂卫平收常昊、周鹤洋为徒，马晓春则收罗洗河、邵伟刚为徒，这一标志性事件更印证了二者的同辈关系，若马晓春真是聂卫平徒弟，后续的收徒行为便会造成辈分混乱，显然与行业共识相悖。 评判是否“忘恩负义”，关键看是否践行了感恩的实质，而非纠结于名分标签。传统美德中的“尊师重道”，核心是铭记教诲、感念提携，而非形式上的名分依附。马晓春虽不认可“徒弟”身份，却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份情谊：他在棋坛崛起后，与聂卫平展开的“聂马大战”成为围棋界的经典篇章，既推动了中国围棋的发展，也间接成就了聂卫平的“棋圣”地位；在聂卫平晚年，他虽因过往芥蒂减少往来，但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基本尊重。至于缺席葬礼引发的争议，更需回归人情常理：葬礼的核心参与者是至亲，旁系亲属或友人到场是情分而非义务。马晓春以“担心感冒”为由缺席虽显生硬，但他通过挽联、悼念文章等方式完成了悼念，未必符合大众期待的“尽孝”形式，却也履行了学生对老师的基本礼数。将这种选择扣上“忘恩负义”的帽子，本质上是用传统师徒伦理进行道德绑架，忽视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多元性与自主性。 更深层的争议，实则是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演变。“尊师重道”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从未过时，但它的表现形式理应与时俱进。在封建宗法社会，师徒关系承载着技艺传承、生活照料、伦理延续等多重功能，名分绑定是必要的；而在现代社会，人格独立、关系平等成为主流价值观，师生关系更多聚焦于知识传授与精神引领，感恩的表达也应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马晓春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他铭记指导之恩，却不盲从名分绑架，用理性界定关系边界，用文字传递感念之情，这与“忘恩负义”毫无关联，反而彰显了对美德本质的深刻理解。反之，若将“徒弟”名分作为道德枷锁，强求他人履行超出关系性质的义务，才是对传统美德的僵化解读。 半个世纪的“聂马公案”，终究是时代语境与个人观念碰撞的产物。马晓春不承认是聂卫平徒弟，既非忘恩负义，也不违背中华传统美德——他坚守的是现代师生关系的边界，践行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尊师之道。传统美德的生命力，在于其核心精神的传承而非形式的固守。“尊师重道”的真谛，从来不是名分上的依附，而是心底的感念与行动的回馈。这场争议更提醒我们：在评判他人的伦理选择时，应摒弃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结合时代背景与具体情境，方能读懂人性的复杂与美德的多元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