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返程时绕道去趟山西祁县乔家堡，为的就是见一见乔致庸。他一身便服平易近人，不等乔行礼，便抓住乔致庸的手，叫了一声“亮大哥”。 大伙都知道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那叫一个壮怀激烈。但很多人不知道，打仗打的是钱粮，而当时的清廷，穷得叮当响。 那时候朝廷里吵翻了天。李鸿章那一派主张“海防”，说新疆那是蛮荒之地，丢了就丢了，要把钱省下来搞海军。左宗棠气得胡子乱颤，拍着桌子吼：新疆要是丢了，蒙古就不保；蒙古不保，京师就危险了！这地儿必须收！ 慈禧太后虽然点头让左宗棠去打，但两手一摊：国库没钱。最后好说歹说，只给了很少一点开拔费，剩下的让左宗棠自己想办法。 十几万大军，人吃马喂，枪炮弹药，还得在大西北那种荒漠戈壁上行军，这一天得烧多少银子？根据后来的算账，收复新疆前前后后花了大概几千万两白银。朝廷给的那点，连塞牙缝都不够。 就在左宗棠愁得想撞墙的时候，他想到了那帮“身在山西，权在天下”的晋商。 这里头，乔致庸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当时很多人劝乔致庸：“东家，这钱不能借啊。朝廷都拿不出钱，说明这仗不好打。万一左宗棠打输了，这几百万两银子可就打了水漂了；就算打赢了，朝廷赖账咋办？” 咱们平心而论，做生意讲究的是规避风险，把身家性命押在一场胜负未知的战争上，那是赌徒才干的事。 可乔致庸是怎么想的？他在账房里坐了一宿。第二天，他把掌柜们叫来，说了这么一层意思：新疆要是没了，西北的大门就开了，到时候战火烧到山西，咱们乔家就算有金山银山，能守得住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一刻，乔致庸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中国人。他拍板：借！不仅乔家借，还要发动其他晋商一起借！ 为了凑齐这笔军饷，乔致庸甚至把家里的金银细软、祖传的宝贝都拿去当了。而且，他不光是给钱，还动用了乔家遍布天下的票号网络。 大家可能对“票号”没概念，觉得就是现在的银行。其实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票号的作用比银行大多了。左宗棠的大军开到哪，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就把银子兑到哪。 乔家为了运这笔军饷，死了多少伙计，折了多少骆驼，这些账本上都没细写，但咱们能想象得出来其中的凶险。 据说当时俄国人都看傻了，他们不知道，在左宗棠的身后，站着乔致庸，站着整个晋商集团，站着中国民间的脊梁。 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在新疆大捷、班师回朝的路上，非要拐个弯去祁县。他看着乔致庸，心里明白：这枚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乔家的一半。 见面那天，两人没谈什么生意经，也没摆什么庆功宴。左宗棠送了一块匾，上书“福种琅嬛”。这四个字有讲究，“琅嬛”那是神仙藏书的地方，意思是乔家积德行善，福气会像神仙洞府一样绵长。 乔致庸呢？他也没跟左宗棠提什么要求，没说“给我弄个官当当”或者“免我几年税”。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 咱们现在很多人提起晋商，提起乔家大院，津津乐道的是那5000多间房子，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乔家富不过几代的传言。但实际上，乔致庸这个人，身上最值钱的不是银子，是他的那套“规矩”和“心胸”。 乔家能拿出那么多钱支持国家，底气在哪？在于乔致庸的经营智慧。他搞了个“顶身股”，这可是那个年代的“股权激励”。 伙计进店，干好了给你身股，年底分红。这一下子，伙计就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大家都把生意当成自家的干，那劲头能一样吗？ 乔致庸治家极严。他定了著名的“六不准”：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 乔致庸心里清楚，银子能买来享受，也能买来祸患。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守住家业。 咱们再说回1881年的那次会面。 左宗棠喊的那声“亮大哥”，喊出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身份地位可能会有高低，但在家国大义面前，人格是平等的。 不管是手握兵权的统帅，还是拨弄算盘的商人，只要心里装着国家，装着百姓，那就是兄弟，那就是值得敬重的人。 乔致庸不仅资助了西征，后来大灾荒，他在门口搭粥棚，唯一的标准是“筷子插进去不倒”，这是实打实的救命；庚子国难，慈禧太后西逃，乔家又是借钱又是安顿，贾继英甚至敢担保借给朝廷十万两。 有人说乔家这是在政治投机。咱们别用那么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古人。在那样的乱世，投机的代价往往是脑袋搬家。乔家这么做，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国破家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可惜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清朝最终还是亡了。乔家的票号生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民国时期逐渐衰落。 到了抗战时期，乔家有个叫乔惆的后人，开着飞机去打鬼子，最后血洒长空。乔致庸的孙子乔映庚收到儿子的死讯，老泪纵横，只说了四个字：“不辱门风。” 这就是传承。钱财或许会散尽，房子或许会老旧，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血性与担当，才是乔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