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本地帮对外来帮很不满意，认为外来帮在和他们抢饭碗，彼此之间仇恨很深，经常发生斗殴。外帮到上海“抢码头”曾牺牲过不少性命才打出天下。虽然以后通过帮会头子们协商，划分过势力范围，但一直不能相安下去，经常还要“吃讲茶”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区域。在“强者为王”的旧社会，盗贼也不例外往往是有实力的占了便宜。 有一个时期，各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大致如下：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去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是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归安徽帮。其中还有些细节划分办法，我已记不清楚了。 反动派的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侦缉人员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有帮助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至于那些不入帮的却是到手即动。 上海南市有个扒手头子，虽然已有四五十岁了，人们还是叫他的小名“阿狗”。有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下汽车，只走了半条街就把钱包丢掉了。他很着急，因钱包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有很重要的东西。我找到阿狗，第二天便将原物要了回来。 唐纵一定要见见（偷他东西的）这个高明的扒手。阿狗再三恳求，说干这行的最忌“亮相”。我则软硬交施，非要他交出不可。当晚他约我到他家去，介绍他的徒弟和我见面。 一见面，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高明的扒手竞是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只有十多岁。她苦苦央求我不要带她去见唐，后来我只好回复唐说扒手害怕已经跑了。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些走江湖闯码头的盗贼，虽然不落帮，但还是有线索可寻，因为很少能够单干而不需要伙伴的。像这些有本领的飞贼，当他们进行偷盗时，往往有一两人给他们“把风”。如果这时正遇到巡逻的警察等经过时，把风的人则用事先约定的方法通风报信，一方面引起作案盗贼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些地方去找线索。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沈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