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刚刚登基不久，38岁的道光帝按惯例翻阅前朝妃嫔资料，惊奇的发现居然还有1位35岁的奶奶辈太妃在世，只是这位分有些低，即晋太贵人。 算一算，乾隆、嘉庆都已入陵，宫里却还留着一位“祖辈”太妃，而且位分不过贵人，这让他心里生出几分说不出的别扭。 他命人调来寿安宫的医案和起居注，黄绫包袱很快送到。脉案说她身体健朗，月例银20两，身边只剩1个嬷嬷、2个小丫头。去年冬至，她托人把攒下的7两银子送去隆福寺，为亡母点长明灯，除此之外，再无交往记录。 近侍小声补了一句：乾隆朝遗孀“存者惟此一人”。道光用指甲在“7两”下画了一道线，心里明白这是个真清苦、也真安静的人。 档案还写出另一层背景：她出身满洲名门，入宫不过十几岁时，被挑中时还以为要侍奉嘉庆，却在洞房花烛夜面对了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迈面孔。 皇命难违，14岁的少女被迅速封为晋贵人，转眼间成了“后妈”，又在不久后成了太上皇的幼年遗孀。嘉庆3年乾隆崩逝，九位遗孀一并被打发去寿康宫一带奉养，她是里面年纪最小的那位，每日与可以做自己祖母的太妃们称姐妹、闲聊喝茶，靠规矩和仪节打发时光。 时间慢慢推过去，这些“姐姐妹妹”一个个离世，寿康宫变得冷清。到嘉庆也走完25年帝王路时，这个当年被看作“投太上皇所好”的富察氏，已在宫墙内守了20多年寡。道光翻着这些敬事房旧账，忍不住问身边人：“宫里竟还留着乾隆朝的嫔御？”得到的回答却是：“只这一位了。” 第二天一早，他脱去朝服，只带两名侍卫步行去寿安宫。冷清的院子里，老槐树枝叶尽落，石阶缝却扫得干净。偏殿窗棂半掩着，一缕白烟从烟囱冒出，带着淡淡枣香。 走进屋，就见1个穿灰缎马甲的女子背对着火盆，用竹筷缓缓搅动铜锅里咕嘟作响的红枣薏米粥。听见脚步，她沉静地回身行礼。 她不过30多岁，下颌略方，眼角细纹里藏着疲惫，却不见惊慌。屋里摆设简单得近乎寒酸，一张榆木炕榻，一架旧“百子”屏风，墙角堆着几卷手抄《金刚经》，瓷瓶里插着几朵干瘪野菊。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那是秋末从御花园捡来的，“比绢花耐放”。 道光被逗笑，索性坐下问她进宫多久。她像背账一样报出“20多年零几个月”，说平日不过抄经、看雨、数砖缝，从榻边到门口467条，数不清就重数，总能熬到天亮。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自己守灵时也是靠数更漏过夜，心里忽地一软。 真正让他难受的，是年龄和身份之间的错位。礼法上，她是“皇祖嫔御”，按理该以太妃、太妃之上的礼数奉养，可算算岁数，她比自己还小3岁。 这个在选秀时被嘉庆当作“孝贤皇后同族”的投其所好，被乾隆晚年匆忙迎进宫门的少女，从第一夜起便被推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一夜成贵人，转眼成遗孀，接着在寿康宫、寿安宫之间，被礼法安置成一件“应当被恭敬对待”的陈设。 道光当场吩咐：加寿安宫月例到40两，添2名宫女，送1篓银炭。又在奏折上拟旨，把她的位号抬到“皇祖晋妃”，补足礼法上本该有的尊崇。他把自己的紫貂斗篷赏给对方，冀望能让这间屋子多一点暖意。 可这些隆恩所能改变的，也只是账面上的几行字和冬天的几炉炭火。晋妃没有搬进更显眼的宫殿，仍旧留在寿安宫，照样每天天亮前熬一锅红枣薏米粥，选最圆的几颗枣子端给来访的皇帝，平日则分一半给守门太监。 紫貂斗篷始终叠得方方正正压在《金刚经》上，只在冬至取出晒一晒，又被原样收回。 道光偶尔从御花园经过，远远看见寿安宫屋顶覆着新雪，会放慢脚步，却再没有推门进去。他明白，自己能做的不过是让档案上的冷字句多一点温情，在礼法没有漏洞的前提下尽量周全。 而那位女子，依旧要靠数砖缝、抄经卷熬过漫长的夜，替3代天子、替一个已经写进史书的王朝，守着一段早已失去牵挂的旧时光。 从选秀殿前那个被圣旨砸得眼花的14岁少女，到寿安宫门框下那个灰马甲的身影，富察氏的人生被写进了各种档案、名册、礼制，却很少有人记得她也不过是个想要平常日子的女子。 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光在那本绿头牌册上停笔的那一刻，才会忽然觉得，这座城里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尊号和贵位，而是有人愿意把干硬的红枣熬成一碗热粥，捧在别人手里的那一点点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