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6月8日，钱谦益等南明高官在滂沱大雨中打开南京城门，跪迎多铎入城，满朝文武只有黄端伯拒降，他在家门外手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 这场雨下得有多狠？豆大的雨点砸在南京城的青石板上，溅起半尺高的水花，把那些身着官服的身影浇得透湿。可没人顾得上擦一把脸，钱谦益领着一众文武，齐刷刷跪在泥泞里，脑袋埋得低低的，连大气都不敢喘。城门缓缓打开的吱呀声，混着雨声和清军马蹄的哒哒声，成了当时最刺耳的背景音。而几街之外的黄端伯家门口，那行墨迹淋漓的字，在雨幕中却格外清晰，像一根挺直的脊梁，撑着这座即将易主的都城最后的体面。 黄端伯不是什么手握重权的大官，礼部仪制司主事，说白了就是管礼仪制度的小官，可他的骨头却比那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硬得多。他是江西新城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为官多年，向来以清廉正直闻名。早年在江西任职时，他就敢顶撞权贵，为百姓做主，后来因为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一度辞官归隐，直到南明建立，才重新出山，想着能为故国尽一份力。谁料局势崩坏得如此之快，清军铁骑一路南下，短短几个月就兵临南京城下，而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高官，转眼就选择了屈膝投降。 多铎入城后，很快就听说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小官。起初他没当回事，乱世之中，总有几个冥顽不灵的人，可当手下把黄端伯手书的字条呈上来时，这位久经沙场的亲王反倒来了兴致。他让人把黄端伯带到面前，想亲自劝降。大堂之上，清军将士持刀而立，气氛肃杀，黄端伯却一身便服，昂首挺胸地站着，不肯向多铎行跪拜之礼。多铎打量着他，开口问道：“你为何不降？南明气数已尽，归顺大清，自有高官厚禄。” 黄端伯抬眼望着他，声音平静却掷地有声：“我是大明的臣子，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高官厚禄我不稀罕，只求保全气节。”多铎又劝：“你一个小官，守着这所谓的气节有何用？南京城都破了，你的故国已经没了。”他却笑了笑，反问道：“城可破，国可亡，可臣子的气节不能丢。大人若是想杀我，便动手便是，想让我屈膝，绝无可能。” 一旁的降官们看得心惊胆战，纷纷劝黄端伯“识时务”，可他连理都不理。多铎见劝降不成，又舍不得杀这么个有骨气的人，就把他关了起来，还特意吩咐手下好酒好菜招待，想着或许能慢慢打动他。可黄端伯在狱中依旧不改初心，每日只是读书吟诗，丝毫没有动摇的意思。有人送来了清军的官服，他当场就扔了出去；有人劝他写降书，他提笔就写下“生为明臣，死为明鬼”八个大字。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多铎见黄端伯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知道再劝也无用。他敬重黄端伯的气节，却也不能容忍一个不肯归顺的明朝官员留在世上。行刑那天，南京城的百姓挤在街道两旁，看着黄端伯被押赴刑场。他依旧面不改色，还对着南方的方向拜了三拜，口中念着：“臣尽忠矣！”刽子手举起刀的那一刻，他还高声吟诵着自己写的诗，声音洪亮，穿透了围观人群的叹息。 黄端伯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权倾朝野的地位，可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士可杀不可辱”。反观那些当初跪拜多铎的降官，后来大多没有好下场，要么被清廷猜忌闲置，要么因为贪污腐败被查处，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而黄端伯的名字，却被永远刻在了史册上，被后人铭记。 历史总是这样，在王朝更迭的乱世里，有人选择随波逐流，有人选择坚守本心。黄端伯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的反抗能改变什么，而在于他在所有人都选择屈服的时候，依旧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尊严。这种深入骨髓的气节，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提醒着后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能丢掉做人的根本。 信息来源：《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明季南略·卷四》、《小腆纪传·卷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