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5年，14岁高澄与郑大车私通，被高欢杖责一百大板。司马子如笑了笑：这点小事算什么，大王不必动怒，高欢转怒为喜。 当时高澄轻手轻脚地推开寝宫门时，郑大车正对镜梳妆。 她并未回头，只是透过铜镜打量着这个半大的孩子，当朝权臣高欢的嫡长子，她的庶子。 “世子深夜来访，就不怕被人撞见？” 高澄喉结滚动，往前走了两步：“母亲既等我，何来怕字？” 说起来这个郑大车并非普通女子。 她出身荥阳郑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先嫁广平王元悌为妃，元悌在河阴之变遇害后，被高欢纳为妾室。 别看人家虽为女流，她却深谙乱世生存之道，美貌是武器，身份是筹码，而年轻世子高澄的迷恋，则是她在高家立足的又一层保障。 高澄时年十四，已是高欢钦定的继承人。 而他自幼聪慧过人，十岁就能代父出使，十二岁娶孝静帝妹妹元仲华为妻。 但少年老成的外表下，藏着对父权的叛逆。 选择与父亲宠妾私通，既有青春期的冲动，也暗含对高欢权威的隐秘挑战。 这场私通持续了数月而不为人知。 当时郑大车将伺候的婢女悉数支开，高澄则利用世子身份自由出入宫禁。 而直至一名婢女偶然撞见，向远在前线的高欢告发，这段关系才浮出水面。 高欢得知消息时，正在征讨山胡首领刘蠡升的战场上。 这个据《北史》记载，他“闻之大怒”，当即班师回朝。 回到邺城，高欢立即杖责高澄一百大板，将其囚禁，并断绝了娄昭君与儿子的联系。 而且更严重的是，他萌生了废黜世子之念，当时他宠爱尔朱氏，欲立其子为继承人。 整的高澄陷入绝境。 要是按照当时礼法，私通庶母当处极刑。 他暗中派人向父亲旧交司马子如求助。 此人是东魏“邺城四贵”之一，以机辩著称，与高欢交情深厚。 司马子如的应对极具智慧。 他先入宫面见高欢，淡然道：“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 我儿子司马消难也曾与我的妾室私通，这类事情，掩盖起来才是上策。 而且司马子如的调解策略环环相扣。 他先以自身“家丑”降低高欢的愤怒，再提醒高欢不忘娄昭君当年恩情：怀朔镇被杖打体无完肤时，是娄昭君亲侍汤药；逃难并州时，是娄昭君亲手制作马靴。 最关键的一步，是重新审理此案。 之后司马子如让作证婢女改口，指控告发者诬陷。 最终，告发婢女“畏罪自尽”，案件以“诬告”结案。 而高欢顺水推舟，赦免高澄。 一家人重聚时，“娄昭君一步一叩首，高澄且拜且进，父子夫妻相拥而泣”。 最后司马子如获赐黄金百三十斤，高澄另赠良马五十匹。 这个郑大车在此事中毫发无损，反因“受冤”更得高欢怜惜。 天平四年，她为高欢生下第十四子高润，地位愈加稳固。 而高澄经历此事后性格大变。 他22岁时强占高仲密之妻李昌仪，导致高仲密献虎牢关投西魏，引发东西魏邙山大战。 在掌权后，他当众殴打东魏皇帝元善见，并说：“陛下何故谋反？” 司马子如因调解之功，更得倚重，官至尚书令，成为东魏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而北齐建立后，他历仕司空、太尉，最终得以善终。 这场丑闻的化解，深刻反映了东魏的政治现实。 高欢需要维持家族稳定，以免政敌利用继承人之争做文章。 司马子如需要巩固权臣地位；郑大车要保全性命与地位；高澄则要守住世子之位。 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那个揭露真相的婢女。 为在她“自尽”后，所有当事人都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这印证了司马子如劝解高欢时的核心观点：“妾不算人”，在权力面前，真相与道德皆可让步。 高澄最终在29岁时被膳奴兰京刺杀，未能即位为帝。 自打北齐建国后，被迫封为文襄帝。 而郑大车则随儿子冯翊王高润前往封地，终老一生。 这场535年的私通事件，如同北齐王朝的预演：权力至上，伦理沦丧，暴力横行。 而在高氏家族接下来的统治中，类似剧情不断重演，直至北齐灭亡。 正如《北史》所载，高澄与郑大车的私通，只是这个“禽兽王朝”的序幕。 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人性的底线终将溃不成军。 这场丑闻能迅速平息，深层原因在于权力逻辑压倒伦理道德。 高欢最终选择维护政局稳定，而非追究伦理责任。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郑大车又与亲生儿子高润传出“同寝绯闻”。 此时高氏已建立北齐，无人再敢追究，权力彻底碾压了伦理。 534年后的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权力对人性的扭曲。 高欢、高澄、郑大车等人，都在权力漩涡中做出了利己选择。 司马子如那句“家丑不可外扬”，道破了权力场的生存法则，在至高权柄面前，伦理道德不过是可随意操弄的工具。 主要信源：（《北齐书》《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