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急了，公开喊话中国。 最近有消息说，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提过，希望中国再开放一点市场，让美国的商品能多卖点。这一诉求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依赖。 2024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6882.8亿美元，服务贸易规模达1558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农业领域，2024年中国采购美国大豆占其出口总额的约52%，但中国大豆进口来源中，巴西占比71.1%，美国仅占21.1%，已非最主要买家，而此前贸易摩擦已导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跌至12年来最低。 汽车行业同样如此，曾在中国市场占据不小份额的美国车企，即便市场占比有所下滑，也不愿放弃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此外，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最终大部分由本土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和民众生活开支，贸易逆差2024年达91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尚未突破万亿美元，经济层面的压力持续凸显。 技术管控层面，美国一边有限放开部分芯片出口，一边又加紧封堵其他算力获取渠道。之所以出台这样的组合举措，源于此前发现部分企业通过云端租赁的方式绕过实体芯片管制，比如有的企业租用美国企业的高端芯片开展模型训练，还有初创公司通过第三方电信企业间接使用高端服务器。 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放行的芯片设置了明确的性能边界，仅允许运算能力和数据传输速度达到一定标准以下的产品出口，且更高端的芯片系列仍处于严格禁售状态，同时要求出口产品不得占用本土产能，每一批次都需经过第三方机构检测确认。 2026年1月12日，美国众议院以369票支持、22票反对的高票比例通过《远程访问安全法案》，将管控范围从实体产品延伸到云端算力服务。 这项法案旨在限制通过远程访问方式获取美国的高端运算能力，专门针对利用云服务开展模型训练等行为设置约束，违规行为将参照现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目前该法案已提交参议院审议，后续具体执行标准将取决于相关部门对“远程访问”的界定。 美国的芯片管制政策，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2025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达到380亿美元，其中国产产品销售额从2024年的60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60亿美元，市场占比提升至42%。 多家企业纷纷发力研发，推出的产品在部分场景中表现出色，国产芯片在相关服务器中的使用比例也从2024年的37%上升到2025年的40%，逐步形成了自主的产业生态。 美国在推进技术管控的同时，还通过多项举措联动施压，试图争取谈判优势。在释放芯片出口松动信号的前一天，就放出要对与特定国家开展贸易的对象加征关税的消息，这种多手段配合的方式，意在通过技术出口作为交换筹码，换取在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 美方内部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有限开放芯片出口，能够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减缓对方自主研发的节奏。 即便是放开出口的芯片，也附带了多重约束条件。除了性能和产能限制，出口总量不能超过美国本土市场销量的一半，英伟达H20芯片对华出口被要求将15%销售收入上缴美国政府，H200芯片则需上缴25%。 这些条件既确保美方能够从中获取经济回报，又通过层层限制防止技术扩散，形成有限开放与严格管控并存的格局。 美国此次放宽部分芯片出口，并非主动释放善意，而是多重压力下的权衡之举。此前多年的层层加码管制，让英伟达等高端AI芯片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有所下滑，但并未跌至零，2025年仍占据约54%的市场份额，产生了一定的库存损失，错失了大量潜在收益，盈利能力受到影响。 面对本土企业的诉求和对方产业的快速崛起，美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在维持技术优势与保障企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