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节前夕，无数本该退伍回家的老兵接到一纸命令：留队。与此同时，刚穿上军装不满三个月的新兵，正在闷罐火车里颠簸南下。更鲜为人知的是，当南疆炮火连天之际，北方近百万大军已悄然进入野战阵地，枪口朝向另一个方向——那个让中国如临大敌的超级大国。 1978年12月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凝重。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次日，军委正式下达战略展开命令，要求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将乙种部队紧急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一场牵动全国的军事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这道命令的分量远超常人想象。所谓乙种师，平时仅维持半数编制，约五六千人；而甲种师则需满编12000人以上。短短数周内，21个乙种师必须完成扩编，这意味着需要紧急补入数万名士兵。1979年的征兵工作早已结束，这些缺口从何填补？答案是：新兵提前结束训练入列，老兵全部推迟退伍。 宁波老兵金德荣对那段记忆刻骨铭心。1979年初，他正打算复员回家，突然接到通知：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不能走了。没有丝毫犹豫，他写下血书主动请缨上前线。在农历年关将近的冬日里，南京军区60军178师533团的300名战士从常熟出发，挤进开往广西的铁皮闷罐车，五天五夜的颠簸后抵达南宁。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有的是本该退伍的老兵，有的是入伍不足百日的新兵蛋子。 参战主力的构成印证了这一判断。据亲历者回忆，第一批奔赴前线的作战部队中，大多是1977年左右入伍的兵源，军龄不过两年上下。边防五师战士冯仁昌入伍不满两年，既不算老兵，也称不上新兵。而在紧急扩编的部队中，新兵比例更高。50军150师虽名为甲种师，实际上是紧急扩编而成，新兵众多，只能作为预备队待命。这支部队后来在撤退途中遭遇惨重损失，恰恰暴露了新兵经验匮乏的致命短板。 战场上的代价是惨痛的。据统计，伤亡主要发生在开战后的头三天到一周。歼敌最多的163师，第一阶段战斗伤亡占全程总伤亡的60%，主要原因就是训练不足、实战经验缺乏，以及对越军的轻敌心理。撤退途中，老兵刘万传目睹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越军重炮轰来，很多新补充的新兵不知道如何躲避，没能活着回来。 鲜有人注意到另一个惊人事实：当56万大军在中越边境鏖战之际，北方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同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同样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枪炮瞄准的方向是北方——那里驻扎着超过百万的苏联军队。 这绝非虚张声势。1978年11月苏越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战争爆发后苏联海军在太平洋集结50艘军舰进行战备演习。邓小平判断苏军完成军事动员约需两周，因此将作战时限严格控制在这个期限内。军委命令写得清楚："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 军委任命李德生为北方战区总指挥，统辖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军区兵力。战争期间邓小平的眼睛始终盯着北面，边界上任何动静都须即时汇报。北方部队装备和素质甚至高于南方参战部队，因为真正的大敌在北方，南疆战场投入的不过是"次要兵力"。 与此同时，南京、济南、成都、福州等军区大量作战骨干被抽调南下，补充到一线部队。54军从武汉军区千里机动至广西，20军第58师也奉命入桂参战。这是一场全国一盘棋的军事行动。 战争于1979年3月16日结束。28天里，近7000名官兵血洒疆场，两万余人负伤。战后，从连长成长起来的张又侠、刘粤军等人日后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那场战争的教训被写入军事教材：训练必须贴近实战，部队必须保持战备状态。 46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在闷罐车里南下的年轻人，有的已经离世，有的白发苍苍。每年清明，总有老兵默默前往边境烈士陵园。那段岁月虽已远去，却不该被遗忘——那是一代人用血肉筑起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