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位地下党因叛徒出卖被捕。为了把情报送出去，他趁上厕所的机会，三次低声对那个叛徒说："你出去以后，赶紧把信寄出去。"大约1951年前后，地下组织收到一管牙膏。 1947年的镇江，暮春的雨丝裹着潮湿的凉意，打在青砖灰瓦上淅淅沥沥。邱世毅把藏着密信的油纸包塞进中山装内袋，指尖划过布料下那微微凸起的棱角，像按住了一颗跳动的心脏。他站在“福兴茶馆”对面的巷口，看了眼怀表——三点整，正是和姚茂良接头的时间。 茶馆里飘出龙井的清香，混着说书先生抑扬顿挫的嗓音。邱世毅拢了拢衣襟，正准备迈步，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茶馆后门闪过几个穿黑色短褂的身影，袖口隐约露出枪套的轮廓。他心里猛地一沉，脚像钉在原地，指尖瞬间沁出冷汗。 “邱世毅！”一个熟悉的声音自身后响起，带着几分刻意的尖利。他猛地回头，撞见姚茂良那张蜡黄的脸——往日里总是带着憨厚笑意的嘴角，此刻撇成一道僵硬的弧线，眼神躲闪着不敢与他对视。没等邱世毅反应过来，几个特务已经像饿狼似的扑上来，粗糙的手掌死死攥住他的胳膊，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锁上了手腕。 “你们抓错人了！我只是路过的商人！”邱世毅挣扎着，眼角的余光扫过姚茂良瑟缩的肩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被按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后颈磕到一块凸起的砖角，钝痛顺着脊椎爬上来。特务粗暴地搜查他的全身，怀表被扯走，内袋里的假军官证掉在地上，被一只皮鞋碾过。万幸，那封卷成细条藏在衣领夹层里的密信，没被搜走。 押往监狱的路上，邱世毅始终垂着眼，脑子里飞速盘算着。密信里记着三个即将转移的地下交通站地址，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他偷瞄了一眼跟在特务身后的姚茂良，对方正用袖口擦着额角的汗，脚步踉跄得像喝了酒——是吓的，邱世毅断定。 监狱的牢房阴暗潮湿，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邱世毅被推进去时，正撞见两个狱警押着姚茂良从隔壁牢房出来，大概是要去提审。他灵机一动，突然捂着肚子蹲下去，疼得直哼哼：“同志，我肚子疼得厉害，要上茅房！” 一个满脸横肉的狱警踹了他一脚：“事多！”但还是不耐烦地解开他的手铐，让姚茂良“陪”着他去后院的茅房——大概是想让叛徒看看“同党”的狼狈相。 茅房是用木板搭的，四面漏风，粪水的臭味呛得人睁不开眼。邱世毅被推搡着进去，趁狱警转身抽烟的瞬间，他猛地凑近跟进来的姚茂良，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你出去以后，赶紧把信寄出去。” 姚茂良浑身一哆嗦，像被烫到似的往后缩，眼神慌乱地瞟着外面：“我……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寄到上海霞飞路76号，收信人写‘沈先生’。”邱世毅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字字咬得清晰，“那是你的活路，也是你的良心。”话音刚落，狱警就不耐烦地吼起来：“磨蹭什么！快点！” 接下来的两天，邱世毅又找机会闹了两次肚子。第二次在茅房，他趁着姚茂良被押着路过，再次低声重复了地址；第三次，是在放风时故意撞到姚茂良，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补了句：“信在我衣领里，他们没搜走，提审时会经过西墙根，那里有块松动的砖……” 姚茂良每次都吓得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却在擦肩而过时，极快地眨了两下眼。邱世毅心里稍稍定了些——这是他们过去接头时的暗号，代表“收到”。 没过多久，姚茂良果然被放了出去。邱世毅不知道他会不会照做，只能在一次次的严刑拷打下咬紧牙关，守着那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烙铁烫在胸口时，他想着那封密信；竹签钉进指甲缝时，他默念着“霞飞路76号”；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时，眼前总浮现出姚茂良那两下极快的眨眼。 1951年的春天，上海霞飞路的一家老邮局收到一个奇怪的包裹。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只写着“沈先生亲启”，里面装着一管崭新的白玉牙膏。收发室的老沈觉得蹊跷，捏了捏牙膏管，发现里面硬邦邦的不像膏体。他拆开尾部的锡皮，倒出一卷用油纸裹着的细条——正是邱世毅藏在衣领里的那封密信，字迹虽有些模糊，却字字清晰可辨。 后来人们才知道，姚茂良出狱后辗转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取出密信后始终坐立难安。他不敢直接寄信，怕被特务察觉，直到1951年风声渐缓，才买了管牙膏，把密信藏在里面寄了出去。而邱世毅，却在1948年的冬天，牺牲在南京的雨花台。 那管牙膏后来被送进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玻璃展柜里，白色的膏体早已干涸，却像一座沉默的桥，连着牺牲的烈士与迟到的胜利。参观者看着它，总能想起那个在茅房里低声传话的身影，想起黑暗中从未熄灭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