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一男子精心挑选多地的卖 淫窝点，将微型摄像头隐藏安装，秘密录制了大量私密视频。男子手握近万段原始素材，找到了某研究院的男职工作为“合伙人”。不料，这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专业人士，没有将自己的技能用于正途，反而利用专业知识，对其中三千多部视频进行了调色、剪辑、包装，使其更易于传播和售卖。两人通过网络渠道，将这些“加工”后的视频以几十至数百元不等的价格打包贩卖，男子获利五万八千余元，“合伙人”获利五万四千余元。事后，两人双双落网。   据悉，2020年起，欧某开始有预谋地行动，购置了微型摄像头、具备隐蔽拍摄功能的手机等设备。   欧某利用这些设备体积小、易于隐藏的特点，多次潜入武汉及周边地区一些特定的非法交易场所，偷偷记录下场所内发生的交易过程以及相关人员毫无防备的隐私画面。   获取原始偷拍素材后，欧某回到自己的住处，利用个人电脑和简单的视频编辑软件，开始对这些冗长、杂乱且往往画面质量不稳定的素材进行初步处理。   这一时期，欧某完全独自操作，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原始视频文件。   然而，粗糙的剪辑使其“产品”观感不佳，在隐秘的网络市场上售价低廉，销量也有限。   欧某意识到，要提升“竞争力”和利润，需要对这些海量素材进行更专业、更吸引人的后期加工。   就在欧某为如何“优化产品”而苦恼时，他通过网络途径结识了叶某。   叶某的身份与欧某截然不同，他是武汉某正规规划研究院的职工，拥有研究生学历，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体面且稳定的工作。   当欧某提出以一定报酬聘请其帮忙剪辑视频时，叶某在明知视频内容为偷拍所得淫 秽物品的情况下，仍然应允了。   叶某利用自己比欧某更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对欧某提供的原始偷拍素材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加工。   据统计，在合作期间，由叶某主要负责剪辑完成的淫秽视频数量高达3000余部。   叶某并非免费劳动，他与欧某约定了按剪辑数量或通过销售分成的方式获取报酬。   期间，欧某负责前端“素材采集”和总体销售，叶某负责中端“产品深加工”，加工好的视频，通过欧某掌握的多个网络加密通讯群组、小众社交平台账号等渠道进行贩卖。   售卖的视频，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人民币不等。   在2020年至2023年长达三年的犯罪活动中，凭借庞大的视频数量和逐渐积累的“客户群”，两人非法获利颇丰。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欧某通过贩卖这些视频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8647元，叶某则从中获利人民币54136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发现端倪，并将欧某、叶某抓获归案，并查获了用于偷拍、剪辑、存储和传播视频的大量电子设备，服务器数据等关键证据。   案件随后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欧某、叶某以牟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 秽物品，应当以制作、贩卖 淫 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的，构成制作、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罪。   法院指出，欧某购置偷拍设备、选择场所进行偷拍，并将素材制作成视频销售，叶某在明知欧某提供的视频素材系偷拍所得不 雅内容的情况下，接受委托进行剪辑并收取报酬。   欧某和叶某均明确供述其目的在于通过制作、销售这些视频获取经济利益，具有直接的牟利故意。   欧某实施了秘密安装设备进行偷拍、对原始素材进行初步整理、通过网络渠道进行销售的行为，叶某实施了利用其技术对原始视频素材进行专业化剪辑、加工。   经公安机关鉴定，涉案视频内容属于淫 秽内容，且偷拍于非公开的私密场所，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淫 秽物品。   《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法院认为，欧某与叶某虽未就犯罪的全过程进行详尽共谋，但双方在“制作并销售淫秽视频以牟利”这一整体犯罪目的上存在意思联络，双方行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促成了大量淫 秽视频的制作完成和后续贩卖。   叶某的剪辑行为并非孤立的技术服务，而是整个犯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二被告人构成制作、贩卖淫 秽物品牟利罪的共同犯罪。   此外，结合司法解释，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视频文件……达到规定数量标准二十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具体到本案，法院查证属实的制作、贩卖的淫秽视频总量超过9000部，远超6250部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   不过，法院认为，叶某是在欧某已实施部分犯罪后加入，主要接受欧某的指使和安排，从事视频剪辑这一环节的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最终，法判处欧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判处叶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