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上海霞飞路公馆里，章士钊刚把交际花奚翠珍接进门，原配吴弱男就带着三个儿子从欧洲杀回来。众目睽睽下，这位曾鼓吹一夫一妻的名流冷冷甩话：“不允我纳妾，便离婚！”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的湖南善化县，家庭条件一般，父亲是当地郎中，哥哥教私塾。他早年求学时就显露出文采，但家境清寒让他在东京留学时靠卖文维持生计。那时候他常穿旧长衫，在街头兜售文章，日子过得紧巴巴。吴弱男则不同，她1887年生于安徽名门，是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孙女，父亲吴保初是清末诗人，早年弃官闲居，却思想开明，常与维新人士交往。吴弱男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4岁就东渡日本留学，英文流利，还担任同盟会的英文秘书。她在东京接触到革命思想，积极参与活动，成为国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两人1905年在东京相识，当时吴弱男读到章士钊在《苏报》上的文章，被其锐利观点吸引。她主动找到报社，支持他的办报事业，用父亲留下的金条提供资金。这份资助不只限于金钱，还包括人脉，帮助章士钊摆脱贫困。 1909年他们在伦敦结婚后，章士钊进入爱丁堡大学深造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他将“Logic”译为“逻辑学”，引入中国，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吴弱男操持家务，同时支持丈夫事业，生下大儿子章可，其后又有章用和章因。她关闭自己的翻译社，全力帮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常常帮他校对稿件。一次杂志遭北洋政府查封，吴弱男利用租界关系疏通，避免更大损失。1918年后，章士钊在上海渐成名流，结识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物，生活圈子扩大。他开始出入社交场合，身边出现穿旗袍的女子。吴弱男发现他西装兜里的戏票和口红痕迹，但没有大闹，只是召集儿子们讨论男女平等话题。不久，黄荣派人介绍奚翠珍给章士钊，这位交际花出身风尘，却以昆曲闻名，两人关系迅速发展。章士钊的转变反映出那个时代男性在获得权势后的常见问题，旧习根深蒂固。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结识奚翠珍，两人关系从私下发展到公开。奚翠珍本是唱昆曲的艺人，在青帮圈子中活跃，章士钊通过黄荣引荐认识她后，很快置办宅院同居。这段关系持续五年，到1924年章士钊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时，已是公开秘密。他曾在北京段祺瑞政府中任职，推动教育改革，却在私生活上背离自己早年主张。吴弱男从欧洲得悉此事，带三子返回上海，对峙发生在霞飞路公馆。那时上海法租界繁华，公馆是章士钊的居所，他刚将奚翠珍接进门。吴弱男的归来引发家庭危机，她坚持一夫一妻原则，拒绝接受纳妾。章士钊则以传统习俗为由，坚持自己的选择，导致对峙升级。他在教育界推动女子入学，却未能践行家庭平等，这暴露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中的矛盾。事件成为上海滩话题，反映出新旧思想的碰撞。 吴弱男作为同盟会成员，早年参与革命，曾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她与章士钊的婚姻本是自由恋爱的结果，却在丈夫成名后面临考验。1924年的对峙中，章士钊公开表示不愿放弃纳妾，这与他早年在《甲寅》杂志上鼓吹女权论形成鲜明对比。那篇文章强调一夫一妻是天理人情，却在现实中被他抛诸脑后。吴弱男没有妥协，她收拾行李，带儿子离开公馆。这次事件后，她在报纸上刊登离婚声明，正式结束婚姻。章士钊则继续与奚翠珍同居，后正式纳其为妾。奚翠珍无子嗣，两人收养女儿，但章士钊的生活并未安定。他后来又纳殷德珍为妾，那时殷仅26岁，章士钊已60岁。这段婚姻史显示出民国时期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女性虽有新思想，却难完全摆脱旧制影响。吴弱男的选择体现了独立精神。 离婚后，吴弱男于1929年携三子定居欧洲，在巴黎拉丁区重开翻译社。她将《资本论》等著作译成英文，支持儿子们进入巴黎大学就读。章可留学意大利，章用去德国，章因在英国深造。三子后来回国，从事不同职业。吴弱男在欧洲期间，继续关注中国时局，保持革命热情。1932年她回国，定居上海，那时日军侵华，上海局势动荡。章士钊去码头接她，手持旧物，但儿子们未与他亲近。两人虽见面，却已无夫妻情分。吴弱男终身未再婚，专注于翻译和教育工作。她被尊为辛亥革命老人，曾以同盟会成员身份发表公开信，呼吁统一。章士钊则在上海当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名声大噪。但他的私生活饱受诟病，抽鸦片、纳妾等习惯影响健康。晚年他向吴弱男表达歉意，承认生活作风错误。 章士钊的职业生涯跨越多个时期，早年办报，推动立宪思想，后在段祺瑞政府中任教育总长，推动北大改革。他与毛泽东有交情，曾资助其赴法勤工俭学。抗战期间，他迁居重庆，继续法律工作。1941年纳殷德珍后，生活更趋享乐，却无子女。吴弱男回国后，两人偶有见面，如老友叙旧，但未复婚。她在上海病逝于1973年，享年86岁。章士钊于1973年逝世，早她几个月。他的遗产包括学术贡献，如逻辑学引入，但婚姻史留下争议。三子章可活到1983年，从事教育；章用和章因也各有成就。奚翠珍和殷德珍陪伴章士钊晚年，但家庭关系复杂。章士钊收养章含之，后者成为外交翻译，但与吴弱男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