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松井曹长用木棒穿进妇女的身体，见妇女痛苦惨叫，大谷上等兵说：“短了，还是长的好！”山口定吉于是拿来一根扁担。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山东地区实施多次扫荡行动，这些行动往往针对平民，导致大量无辜生命丧失。国家档案局发布的资料显示，山口定吉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从1940年起就卷入其中。他的笔供详细记录了多起暴行，这些记录源于1954年的审讯过程。中国政府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和审判，目的是还原历史事实。山口定吉出生于1920年，来自日本千叶县一个普通背景，他加入军队后被派往中国战场。早期任务包括巡逻和搜查，这些活动逐渐演变为对当地居民的迫害。档案中提到，他参与的行动多发生在山东省各地，如泰安县和福山县。这些地方的地理条件以平原为主，便于日军机动，但也让村民难以逃脱。笔供强调，这些暴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军部队的常见做法。士兵们在上级命令下执行任务，缺少监督导致行为失控。历史学家通过这些资料分析，日军内部的纪律体系实际上鼓励了对敌占区居民的镇压。山口定吉的记录成为研究战争犯罪的重要依据，帮助后人理解侵略战争的破坏性。 山口定吉的笔供中，1942年10月在泰安县发生的一起强奸事件被列为主要罪行之一。他和同伴中岛针对一名约30岁妇女实施暴行，这种行为在日军中并不罕见。档案显示，日军士兵往往在扫荡后对落单居民下手，目的是威慑当地人口。类似事件在福山县也有记录，1942年12月，他单独捕获一名22岁妇女，用武器威吓后犯下罪行。这些笔供由战犯亲笔书写，后经翻译保存。国家档案局在2015年公开发布这些资料，目的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利用这些文件研究日军在华行为模式。笔供的真实性得到多方验证，包括与其他战犯供词的交叉比对。山口定吉在笔供中承认，这些行动是部队日常的一部分，没有个人悔意记录。历史研究表明，日军在山东的活动旨在切断抗日力量补给线，但实际导致平民伤亡剧增。中国方面在战后收集证据，形成完整档案体系。这些档案如今存于国家机构，供研究者查阅。 1943年2月在山东省临清县的暴行，成为山口定吉笔供中最触目惊心的一部分。档案记载，日军进入民房后，松井曹长和大谷上等兵使用木棒对一名约40岁妇女实施虐待。山口定吉听到大谷的评论后，提供扁担协助，导致妇女死亡。这种残忍手段在笔供中被直接描述，没有任何掩饰。同一行动中，松井还杀害另一名40岁妇女和她的6岁小孩，用刀多次砍刺。笔供显示，这些事件发生在村庄扫荡期间，日军旨在搜捕情报。临清县位于山东中部，当时是抗日根据地边缘，经常遭受日军袭击。历史资料表明，这样的暴行旨在制造恐怖氛围，迫使村民合作。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第六集笔供，正是针对山口定吉的，包含这些细节。发布时，媒体广泛报道，强调这些铁证不容否认。日本方面对这些档案的回应有限，但国际社会认可其历史价值。研究者指出，日军士兵的训练包括服从命令，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暴行的发生。笔供的语言简朴，直接翻译自日文，保留原意。 山口定吉的罪行不止于1943年，笔供还记录了1944年9月在泰安县对一名35岁农民的虐待。他和同伴使用灌水方法，导致受害者吐血，两天后死亡。这种刑讯方式在日军中常见，用于逼供。档案显示，日军在山东的驻扎时间长达数年，造成持续破坏。战后，中国政府于1950年从苏联接收部分战犯，包括山口定吉。他被关押在东北拘留所，接受教育和审讯。笔供写作过程要求战犯详细交代事实，没有强迫迹象。1954年8月21日，他完成这份文件，成为审判依据。历史研究利用这些笔供，分析日军部队结构。山口定吉所属单位为普通步兵队，指挥链条清晰。上级军官如松井曹长，直接下达行动命令。学者认为，这些暴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失败，导致士兵人性丧失。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中，类似事件多有记载，山东地区受害最重。档案局的发布行动，旨在教育公众，防止历史重演。 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过程，在1956年达到高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包括山口定吉在内的战犯宣判。他被认定多项罪行成立，最终处以死刑。判决基于笔供和证人证词，确保程序公正。战后处理日本战犯的总人数超过一千名，大多关押在抚顺和太原。山口定吉的案例典型，代表了基层士兵的犯罪模式。历史资料显示，这些战犯在关押期间参与劳动改造，笔供是改造的一部分。国际法专家认为，中国对战犯的处理符合日内瓦公约，避免报复性惩罚。笔供选集的发布，不仅限于山口定吉，还包括其他战犯如三井成美和三神高。他们的供词显示，暴行遍及多省，包括湖北和上海。研究表明，日军在华总伤亡平民数以百万计，山东占显著比例。这些档案如今数字化，便于全球访问。学者通过比较笔供，发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战的证据。山口定吉的记录虽具体，但与其他供词一致，形成体系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