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斯威齐曾在系统研究毛泽东和他所处的时代后，发出了一句感慨：“毛泽东被别人诟病的错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言，实际全是优点。” 因为怕大家不能理解这句话，斯威齐进一步解释说：“毛主席时代的很多决策，如果从短期利润和个人消费角度看，是错的，违背经济规律的，但如果站在大面上，也就是从国家主权、工业化基础和人民的长远福祉来看，这些恰恰是那个时代留给中国人民的大红利。” 那些年，人们抱怨买不到皮鞋自行车，抱怨粮票布票不够用，却很少想过：当新中国在列强环伺中举步维艰时，毛主席的每一个选择都在算一笔“大账”。     1964年，攀枝花的荒山来了十万建设者。他们在金沙江畔的悬崖上炸出地基，把钢铁厂嵌进2.5平方公里的山坡——这在当时被视作“违背经济规律”的疯狂举动。 没人愿意在穷山恶水里建厂，但毛主席睡不着觉：东北的钢厂在苏联导弹射程内，沿海的工厂躲不过美军飞机，一旦打仗，拿什么造枪造炮？当1970年攀枝花流出第一炉铁水时，中国终于有了打不烂的“后方心脏”。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成昆铁路，30万建设者用血肉之躯在横断山脉凿出隧道，每公里铁轨下埋着两名战士的骨灰。 这条被联合国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的铁路，在当时却是“赔本买卖”——沿线90%是高山峡谷，运量十年都没饱和。但毛主席知道，没有这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西南的矿产就运不出来，三线的工厂就转不起来。     毛主席对教育医疗更是“不计成本”。1950年代，当印度把卫生预算砸向私立医院时，中国却在农村培养了180万赤脚医生。他们背着药箱翻山越岭，用土方子治好了血吸虫，让农村婴儿死亡率十年降了六成。 同样，当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被富人垄断时，中国把80%的教育经费砸向小学，到1976年，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从20%涨到96%。 这些投入在当时被骂“浪费钱”，因为既不能炼钢也不能产粮。但四十年后，当中国制造业需要亿万名初中毕业的产业工人时，人们才发现：毛主席留下的不是GDP数字，而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     主权问题上的“固执”，更让毛主席饱受争议。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国内有人嘀咕：刚打完仗，何必招惹美国？但毛主席算的是另一个账：美军驻扎鸭绿江边，东北的工厂怎么安心生产？ 1958年炮击金门，明明能一举收复岛屿，却故意留着“绞索”——美国军舰护航，我们就打蒋舰不打美舰，既挫败“两个中国”阴谋，又让美国陷入台海泥潭。这些“不彻底”的军事行动，在当时被批“错失良机”，却在后来的尼克松访华、重返联合国中，化作了中国外交的底牌。     1950年代，中国本可以多产500亿斤粮食，让百姓吃得更饱，但毛主席选择把资源投进鞍钢、武钢。三年困难时期，这种选择让许多人饿肚子，却在1964年换来罗布泊的蘑菇云——正是这声巨响，让中国在冷战铁幕中站稳了脚跟。 斯威齐算过一笔账：1952到1978年，中国工业产值增长30倍，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同时期印度的工业增速不到中国一半。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中国早已不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而是握着钢铁、机床、化肥的“工业门票”，这张门票，是几代人勒紧裤腰带换来的。     这些“错误”的背后，是毛主席的时间观：他不在乎自己任期内的GDP数字，却在意子孙后代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本钱。 三线建设的工厂，后来成了西部大开发的基石；赤脚医生的药箱，化作了乡村医疗网的雏形；被炸毁的成昆铁路隧道，在汶川地震时成了救援的生命线。 斯威齐看懂了这点：当一个领导人愿意背负当代人的骂名，为国家攒下工业化的“种子”、主权的“盾牌”、民生的“底子”，那些看似“违背规律”的选择，终将在历史的长镜头里，显影为最朴素的人民性。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197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0美元时，毛主席留下的却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96%的小学入学率、73公里的铁路网。 这些数字不会说话，但它们默默支撑着四十年后的高铁飞驰、北斗组网、脱贫攻坚。斯威齐的感慨，或许正是对这种“牺牲一代人，幸福万代人”的历史辩证法的注解——那些被泪水浸泡的选择，终将在时间的长河里，结晶为一个民族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