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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这一趟,直接把咱们当年流落在外的镇宅石狮子给扛回来了。 韩国归还的石狮子是

李在明这一趟,直接把咱们当年流落在外的镇宅石狮子给扛回来了。 韩国归还的石狮子是清朝时期守护王府大门的遗物,1933年被韩国收藏家购得后置于涧松美术馆,2026年1月5日由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 这狮子要是会说话,估计得先吼一嗓子:“九十三年了,可算回来了!”想想看,九十三年,多少朝代更迭,多少人世变迁。它当年站在某座王府的大门口,披红挂彩,看着顶戴花翎的官员进进出出,听着马蹄声和吆喝声从清晨响到黄昏。然后某一天,它被小心翼翼地装进木箱,漂洋过海,成了别人美术馆里一件沉默的“东方藏品”。在异国的展台上,它身上落过多少好奇或茫然的目光?那些目光读得懂它卷毛里藏着的威严,却未必懂得它脚下那片土地的体温。 2026年1月的这场交接,安静,却沉甸甸的。没有大张旗鼓的锣鼓喧天,更像是两位老邻居,慎重地完成一件早就该办的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用了“捐赠”这个词,细细品来,姿态是友善的。他们完全可以继续把它留在首尔,当作一件普通的馆藏,但这次选择让它回家。李在明亲自到场,双手递过交接文件的那一刻,快门声听起来都格外清晰。这不仅仅是移交一件文物,更像是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轻轻地、郑重地,扶正了一块被时光挪移过的界碑。 可我们得把高兴劲儿稍稍收一收,往深处想一想。这尊石狮回家的路,为什么走了九十三年?它1933年被“购得”,那是个什么年月?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我们自己家的大门都守不住,门前的石兽又怎能幸免?那时候,多少宝贝就这样以“收藏”“购买”的名义流散出去,背后是国力衰微的无奈与心酸。今天它能回来,根本上是咱们家门结实了,厅堂敞亮了,别人愿意,也必须用更平等、更尊重的方式与我们打交道。文物的命运,从来拴在国运的缆绳上。 我还想起另一件事。大英博物馆里有个中国文物展厅,每次走进去,心情都复杂得很。那些晋代的壁画、唐代的三彩、明清的瓷器,精美绝伦,但它们静静地待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里,像一群失了魂的精灵。它们本该在山西的庙堂里受着香火,在长安的集市上映着夕阳,在江南的园林中伴着丝竹。如今却成了异国教科书里一个遥远文明的注解。相比起来,这尊能回家的石狮子,是何其幸运。 这次归还还有个挺微妙的细节。它之前放在韩国的“涧松美术馆”,那是韩国已故富豪全蓥弼的私人博物馆。全蓥弼生前酷爱收藏东方文物,初衷或许是欣赏与保护。但这恰恰点出了一个历史遗留的普遍问题:在过去特定历史时期,来自文化母国的珍贵文物,常常通过贸易、馈赠甚至不那么光明的手段,流入他国的私人藏家或机构手中,成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装饰。如今,由韩国国立博物馆出面完成“捐赠”,更像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文化姿态的校正——承认这件文物的根在中国,它的最终归宿应当是回家。 所以,迎接这尊石狮子,我们不能只当看个热闹。它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好几层门:一层是民族情感的回归,一层是国运兴衰的对比,还有一层,是关于如何对待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思考。把它安放在中国的博物馆里,不只是多了一件展品,更是立起一个活的坐标,告诉所有来访的人:看,这就是文化的根脉。它走出去时,满身是时代的尘土与无奈;它回家时,带回的是一份完整的历史记忆,和一个民族越发清晰的文化自信。 当然,路还很长。这尊石狮子是回家了,可还有成千上万的“石狮子”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回家之路,需要更强大的国力支撑,更智慧的外交斡旋,也需要国际社会对文物原属国文化权利的普遍尊重。每一次成功归来,都是一次力量的积累,一次共识的达成。 那天,当运输石狮子的特制箱柜缓缓打开,工作人员一定会格外小心。拂去表面淡淡的灰尘,它粗粝的石质,威严又略带慈祥的面容,将再次完整地沐浴在故国的阳光下。它不必再“代表”什么东方艺术,它只需要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位终于到家的长辈,从此风雨不侵,安然长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