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患有精神疾病，她的姐姐们拒绝照顾她，她父亲临终前让保姆留下照顾她，无奈，保姆带着女子回了老家，照顾20多年，谁料，女子的外甥到法院，申请要做女子的监护人，女子怀疑他另有所图，拒绝道：我神智清醒，不需要！我只相信保姆。女子去世后，将房子遗赠给保姆的孙子，不料，女子的几位姐姐跳出来，要继承妹妹遗产，并质疑遗嘱是否真实有效？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据大河报1月8日报道，老人明明有亲姐姐，为啥将遗产留给了“外人”？ 王红英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上需要人照顾，她的工作单位为了她，曾找过她的亲姐姐们商量，该怎么照顾王红英比较合适？ 不曾想，姐姐们唯恐避之不及，各自找理由推脱了，都拒绝照顾王红英。 有时候别人靠不住，最靠得住的还是父母，王红英是家里的小女儿，她的老父亲临终前拜托保姆李慧留下来，希望她能照顾小女儿，这样自己也放心了。 李慧郑重地答应了。 老父亲撒手人寰后，王红英唯一的依靠就是保姆李慧了。 出于现实考虑，李慧决定带王红英一起回了老家，继续照顾她。 李慧为人善良，对王红英的照顾简直无微不至，从生活的饮食起居到看病吃药，她都尽心尽力，不似亲人，胜似亲人。 而李慧这一照顾就照顾了20多年。 多年后，意外来了，王红英的外甥居然跑到法院申请要争取做她的法定监护人。 王红英很惊讶怀疑外甥不是真的想照顾自己，可能奔着自己的财产来的，因为当初亲姐姐都不愿意照顾自己，现在外甥突然示好，她有些担心…… 于是，王红英给单位写了一封信：“我现在神智清醒，力所能及的事能做，不需要监护人。” 而且，王红英还特意把法院给她的答复也引用上了“用谁来照顾我，我有选择权。” 王红英还说：“我早就和保姆李慧姐妹相称了，冬天我手脚怕冷，李姐都放在心上，一到秋天，她就早早备好厚袜子，暖水袋。 我耳背，李姐凑到我跟前给我读报，陪我唠嗑。 我有时候情绪不好，李姐就带我出去嗮太阳，说一些有趣的事儿，一直说到我高兴。 而且，李姐每年都带我回北京复查病情，她还会给我带好常吃的药，一路上都是扶着我。” 王红英表示她早就把李慧当做亲人了，生活上依赖她，甚至，把她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了。 王红英早就看透了亲姐姐们的嘴脸，知道指望不上，而李慧才是那个对自己真心好的人。 所以，王红英生前在北京一老年服务中心写下一份自书遗嘱。 内容大意为：王红英去世后，将和保姆李慧合买的房子属于自己的份额，留给李慧的孙子。 王红英去世后，房子遗赠给了保姆李慧的孙子。 这下王红英的姐姐们出来了，她们提出质疑，王红英患有精神疾病，没有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遗嘱是真实的吗？到底有没有效？ 王红英的几位姐姐们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王红英的遗产。 那么问题来了，王红英的几位姐姐并没有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王红英，能分得其遗产吗？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仅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均不存在时，才享有继承权。 本案中，王红英未婚、无子女，父母已去世，若其未立遗嘱，则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可继承遗产。 但前提是，王红英生前已立有效遗嘱，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 因此姐姐们无权直接要求继承。 不过，王红英的姐姐们质疑王红英立遗嘱时“患精神疾病，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王红英立遗嘱时，视频记录显示其“思路清晰，自主阅读遗嘱内容，并与工作人员交流细节”。 姐姐们未提供证据证明王红英立遗嘱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姐姐们需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因此认定遗嘱有效。 本案中，王红英生前明确表示不需要监护人，生活一些事自己力所能及，并选择与保姆李慧共同生活。 她立遗嘱将房产赠与李慧的孙子，是对长期照料自己的李慧的回报，也是对自身财产的合法处分。 法律尊重个人意愿，尤其在遗嘱自由原则下，老人有权决定遗产归属。 相对比之下，王红英的姐姐们拒绝照料妹妹，甚至推脱单位协调的赡养责任。 而保姆李慧不仅独自照料王红英20余年，还在生活细节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或非继承人，可以分得适当遗产。 本案中，法院在分配抚恤金和存款时，已充分考虑李慧的照料贡献，体现了法律对实际扶养行为的认可。 最终，法院判决：房产归保姆李慧的孙子所有。 本案暴露了《民法典》中法定继承人范围与赡养义务人范围不匹配的问题。 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无法定赡养义务，却可能因第一顺序继承人缺失而继承遗产。 这导致部分老人为保障晚年生活，不得已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或遗嘱将财产赠与“外人”。 此事，幸亏王红英提前写下遗嘱，保姆继承遗产了，不然她的遗产很可能被姐姐们继承了，而照顾的她的保姆可能分得少部分遗产，这还是挺值得大家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