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北监狱里，除了关着吴石将军之外，还关着一位重要的“罪犯”，他是国民党第92军的中将刘建修，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学生。据他回忆，他这辈子见过无数的军人，唯独只有吴石将军，让他在时隔几十年后想起仍然忍不住红了眼。 1950年的台北监狱，铁窗把阳光割成碎片，霉味混着消毒水味飘在走廊里。 刘建修缩在墙角，军靴上的泥早就干成了土黄色——他和对面牢房的吴石，都是国民党的中将，如今却成了彼此唯一的“狱友”。 黄埔四期的同窗，几十年后竟在这样的地方重逢，命运的玩笑开得比枪声还响。 那天放风，吴石主动递给他半块干硬的窝头，指节上的旧伤在阳光下泛着白。 “建修，还记得南京受训时，你总抢我的馒头吗？”他声音很轻，像怕惊散了什么。 之后每到放风，他们会隔着铁丝网站一会儿，不说案情，只聊北伐时的月光，聊黄河边冻裂的水壶，聊那些被硝烟埋掉的年轻面孔。 吴石从不提自己的“罪名”，只是在刘建修抱怨看守刁难时，淡淡说：“人在屋檐下，腰杆得直，声音得稳。” 行刑前三天，吴石托人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这一生，对得起穿军装的日子。” 那天的月光特别亮，刘建修盯着纸条，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军校，吴石也是这样，在日记本上写“军人当有肝胆”，字比刀还硬。 后来有人说吴石是“叛徒”，说他活该；可刘建修总想起那个递窝头的手，想起月光下挺直的脊梁——所谓忠诚，到底是忠于党派，还是忠于心里的那杆秤？ 吴石从不说自己的苦，却总把仅有的窝头分给更年轻的狱友；他让刘建修明白，真正的军人，不是赢了多少仗，而是在最黑的夜里，还能为别人留一点光。 这种光，在监狱的阴暗中扎了根，成了刘建修后半生的念想。 吴石走的那天，刘建修没去送，只是把那张纸条藏进了衣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很多年后，他对着采访的记者红了眼，说：“我见过太多军人，可只有吴石，让我知道什么是站着死。” 要是你问什么是真正的体面，或许就藏在那半块窝头里，藏在不肯弯曲的脊梁上。 铁窗依旧割着阳光，只是刘建修的记忆里，那天的月光比任何时候都亮。 他摸了摸衣领，好像还能触到纸条的温度，和一个军人最后的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