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黄干宗被两个越南女兵抓走，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谁知女人却说：“我们不杀你， 只想让你给我们当丈夫！” 这句话像一记闷雷，炸得19岁的黄干宗脑子发懵。他是广西龙州县亭子村的支前民兵 当天跟着队伍往前线运送物资，边境丛林里的枪声突然密集起来，混乱中他和战友跑散，刚躲进草丛就被两个端着枪的黑影按住——她们军裤卷到膝盖，脸上沾着泥，眼神里没有杀气，只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迫切。 黄干宗想不通，战场上的敌人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他从小听着边境冲突的枪声长大，村里不少人被越军的冷枪打伤，报名当民兵时，他满脑子都是“保家卫国”，可此刻，两把上了膛的步枪顶在腰上，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被押着往深山走的路上，他才知道这两个女兵叫黎氏萍和阮氏英，都是被强征入伍的逃兵，家里六个兄弟全死在了战争里，她们躲进深山，只是想活下去。 深山里的日子，比黄干宗想象的更难熬。起初他拼了命想跑，第一次趁女兵打猎时钻进密林，没走两里路就被毒蛇咬了脚踝，是黎氏萍背着他往回跑，用嘴吸出毒液，又把军靴的胶底割下来熬成汁涂在伤口上。 第二次逃跑被抓回来，阮氏英没打他，只是把他身上仅有的“大前门”烟盒掰碎扔进火里，用蹩脚的中文说：“跑出去，要么被军队打死，要么饿死在山里。” 他后来才明白，这片热带雨林里，除了她们的草棚，到处都是陷阱和巡逻的士兵。 两个女兵从不让他碰枪，却逼着他学砍柴、打猎、种地。黎氏萍会说几句中文，每天教他认越南话，阮氏英手巧，用竹子给他编了个背篓，还在边缘穿了两颗美军子弹壳。 黄干宗嘴上不情不愿，心里却渐渐松动——她们晚上会轮流守夜，把最干燥的铺位让给他，遇到马蜂群袭击时，会把他护在身后，自己被蜇得满脸红肿。三个月后，他不再逃跑，开始主动跟着她们搭建草棚，用刺刀在洞壁上刻正字记日子，一道刻痕就是一天，刻到第一百道时，他已经能听懂大半越南话。 日子久了，陌生感慢慢变成了依赖。1982年雨季，黎氏萍生下一个男孩，黄干宗给孩子取名“阿和”，希望再也没有战争。孩子出生时没有接生婆，是阮氏英用磨尖的竹片剪断脐带，黎氏萍咬着牙忍住疼痛，脸上却挂着笑。 可深山里缺医少药，阿和六个月大时得了疟疾，黄干宗把最后一点奎宁片碾碎了喂给孩子，还是没能留住他。那天晚上，阮氏英往野荔枝树根下倒了一杯自酿的米酒，黎氏萍抱着黄干宗哭，用中文反复说：“我们只是想有个家。” 这一住，就是13年。黄干宗从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满脸胡茬的中年人，洞壁上的正字刻了四千七百多道。他学会了用越南话骂街，学会了用竹筒酿米酒，甚至忘了家乡的水泥路是什么样子。 直到1992年的一天，他在小溪边捡到一个啤酒瓶盖，上面“桂林”两个汉字虽然磨损，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记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村口的老槐树，想起了父母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思乡之情像山洪一样冲垮了他多年的平静。 他没敢告诉两个女人，天不亮就背着干粮和一把旧砍刀出发了。凭着年轻时对地形的记忆，他在密林中走了三天三夜，脚底的血泡破了又结，饿了啃野果，渴了喝溪水，直到看到边境线上熟悉的界碑，他才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回到村里时，乡亲们以为见了鬼——13年前部队已经通知他“牺牲”，家里立了衣冠冢，父母头发都白了，认了半天才抱住他哭出声。 恢复户籍后，有人给黄干宗介绍对象，他都摇头拒绝。他在边境开了家小杂货铺，每天守着铺子，总爱往越南的方向望。 他试着往莱州省寄过信，收件人写着黎氏萍和阮氏英，可那些信永远被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后来他才知道，当年他走后，两个女人带着他留下的字条，搬去了更深的山里，再也没人见过她们。 黄干宗的故事传开后，有人说他是“叛徒”，有人说他是“受害者”，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13年的深山岁月，没有绝对的对错。 黎氏萍和阮氏英抓他，是乱世中无奈的求生，她们用强制的方式留住他，却也用最朴素的方式照顾他；他被迫留下，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有了剪不断的牵挂。那些年一起吃的野果、一起避过的暴雨、一起为孩子流下的眼泪，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为什么一场战争，会把三个原本敌对的人，绑在深山里共度13年？为什么被“掳走”的黄干宗，回国后会终身未娶，始终惦记着那两个越南女人？ 其实，在宏大的战争叙事里，普通人的命运从来都身不由己。黎氏萍和阮氏英不是十恶不赦的敌人，黄干宗也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们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可怜人，在绝境中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生存的希望。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战场上的炮火，而是它会扭曲人性，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黄干宗的13年，是战争留给普通人的一道伤疤，这道伤疤里，有无奈，有牵挂，有对和平的渴望。如今，边境线上早已没有了枪声，可那些被战争改变的人生，那些跨越国界的复杂情感，不该被轻易遗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