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发出痛心疾首地质问：“1982年，我们的国家公费一批学生到日本留学，这批人中就有我，可是回来的有多少人呢？就我一个！” 施一公也曾毫不避讳地指出：“他们宁愿在美国平庸，也不愿回国高光！”一针见血。原来中国从来都不缺“精英人才”，只是这些人全跑光了... 郑强的这句质问，不是空穴来风的情绪化吐槽，而是藏着半生亲历的沉重。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的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靠知识改变命运的青年，1982年本科毕业时，国家正急需高端技术人才，公费选派留学生赴日深造，他成为其中一员。 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公费留学的每一分钱，都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挤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青年学成归来，撑起国家建设的脊梁。可谁也没想到，这批被寄予厚望的学子，最终只有郑强一人如期归国。 回国后的郑强，没有选择国外更优渥的科研条件，而是扎进了浙江大学的实验室，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做到党委副书记，后来又远赴贵州大学担任校长。在贵大的五年里，他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推动学校建起新校区、引进高端人才，把一所地方高校的学科实力拉到新高度。 他见过太多基层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国家培养一名留学生的不易，所以每次谈起1982年的留日经历，他都难掩痛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的是建设者，不是‘海外移民’，那种被辜负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都堵得慌。” 施一公的话，更是戳中了人才流失的痛点。这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终身教授的科学家，1990年带着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时，起初并没有强烈的回国念头。 父亲因医院拒缴押金延误抢救的悲剧，让他对当时的社会有过失望，可在美国的经历，却让他的爱国情怀愈发强烈——拿着中国护照入境时被无端盘问，看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听到有些同胞不愿承认自己的国籍，这些都深深刺痛了他。 2008年，当清华大学向他发出全职回国的邀请时，他毅然放弃了普林斯顿提供的500平方米实验室、购房资助和高薪，关掉海外实验室、放弃美国国籍，带着全家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施一公，活得比在国外更“拼”。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主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时，推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打破铁饭碗，为人才提供国际通行的年薪制和启动基金。 在他的带领下，清华生命学科从25年只发2篇世界级论文，变成6年间产出50多篇顶尖成果，他团队解析的“剪接体”结构，更是达到了头发丝百万分之一的精度，成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他最骄傲的不是自己的科研成就，而是培养出了一批批青年科学家，这些学生如今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真正实现了他“为国育才”的初心。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当年那么多留学生选择留在国外？其实回头看，8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悬殊，1982年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仅几十元，而日本的普通职员月薪已达数万元，科研设备和学术环境更是天差地别。当时的回国率不足三成，不少留学生觉得，留在国外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却忘了公费留学的“公”字背后，是国家和人民的期许。 可时代早已变了，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留学回国人数达49.5万，同比增长19.1%，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已有644万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回国，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回国人数更是占了87%。 但施一公指出的“宁愿在美国平庸，也不愿回国高光”的现象，至今仍未完全消失。调研显示，有43%的高学历海归表示未来可能离开中国，其中73.4%的人是因为无法适应国内的人际关系，61.2%的人不适应考核管理。 这说明，人才流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问题，更是当下需要正视的现实——我们不仅要吸引人才回国，更要打造能让人才留得住、干得好的环境。施一公在清华的改革已经证明，只要给人才足够的尊重、公平的平台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郑强的痛心和施一公的直言，从来都不是要指责那些选择留在国外的人，而是希望唤醒更多人的责任感。国家培养一名精英人才，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投入，这些人才就像种子，只有种在祖国的土壤里，才能结出滋养国家发展的果实。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航天、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研条件已跻身世界前列，回国发展的“高光”时刻，远比在国外的“平庸”更有价值。 为什么在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依然有部分精英选择留在海外？我们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回国高光”成为更多留学生的首选？ 人才从来都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吸引人才靠的是实力，留住人才靠的是诚意。 郑强和施一公用自己的选择证明，真正的精英，从来都不会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回国、扎根祖国，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