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豪门名媛陆英十里红妆，风光大嫁，嫁妆装了整整10艘船。 黄浦江的晨雾还没散尽，十艘披红挂彩的木船就已顺流而下。 岸边看热闹的人踮着脚数，箱子摞得比船舷还高，红绸在风里翻卷成一片流动的火焰。 没人知道，这场轰动上海的婚礼，到底是给足了陆家面子，还是给陆英套上了更精致的枷锁。 那些塞满船舱的嫁妆里，藏着清末最后的体面。 绸缎铺得下半个戏台，金银器能摆满整座中堂，甚至还有苏州的几十亩良田契据。 按《大清律例》，这些都该是陆英的"私产"，可她掀开盖头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却是婆婆递来的《女诫》。 法律条文在深宅大院里，有时比窗纸还薄。 婚后的日子像上了弦的钟。 从18岁到34岁，陆英的人生被pregnancy和生产分割成细碎的片段。 16年里她怀了14胎，最后一次躺在产房时，窗外的石榴花开得正艳，她摸着肚子忽然想起，自己当年陪嫁的那架钢琴，琴键上怕是已经落满了灰。 最让人唏嘘的是她留下的遗嘱。 那张泛黄的纸上，陆英没提那些价值连城的嫁妆，只写着"所有女儿须入学堂，不得缠足"。 这在1920年代的江南望族里，比偷偷变卖陪嫁的首饰还要惊世骇俗。 她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没能走完的路，铺在了女儿们脚下。 后来有人在上海档案馆见过盛宣怀家的嫁妆清单，里面列着轮船公司的股票和外国银行的存单。 比起陆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良田绸缎，这些新式资产似乎更能给女性撑腰。 可不管是十艘船的实物，还是账本上的数字，那个年代的女人手里的"权杖"，终究难敌祠堂里的祖宗牌位。 陆英的小女儿后来成了著名的教育家，在回忆录里只字没提母亲的嫁妆船队。 倒是提到过一个细节：1937年逃难时，她贴身带着一个褪色的红布包，里面是陆英当年写遗嘱用的那支毛笔。 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或许比黄浦江上的唢呐声，更能代表一个女人真正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