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沈安娜给上级徐仲航寄了一封信，但徐仲航已经被捕，这封信落到敌人手中，她解释：“我不是地下党员，写信是为了借钱！” 沈安娜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者，她是潜伏在国民党核心机关的“红色女谍”。1935年，她凭借一手漂亮的速记技术，考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后来又辗转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会议的速记员。她记录的会议内容，一字一句都关系到革命的安危，那些标着“绝密”的文件，经她的手源源不断送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徐仲航是她的直接上线，两人约定用“生意往来”的名义传递情报，信件里的“货物清单”，其实就是加密的军事情报。 那封惹祸的信，原本是沈安娜按照惯例写的情报交接信。她用暗语写了近期国民党高层的军事调动计划，末尾还提了一句“急需周转资金”，这是两人约定的安全暗号，意思是“情报紧急，速来取走”。可她不知道，徐仲航已经在三天前被捕，敌人正守株待兔，等着和他联络的地下党员自投罗网。 信件被送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时，沈安娜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室里，记录着一场关于“清剿”新四军的秘密会议。她的笔尖在纸上飞快划过，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徐仲航已经超过约定时间两天没联系她了。散会的铃声刚响，两个穿便衣的特务就拦住了她，语气冰冷：“沈小姐，我们处长请你去一趟。” 沈安娜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但脸上却看不出半点慌乱。她知道，这时候只要露出一丝破绽，不仅自己会暴露，还会连累整个潜伏在国民党核心的情报网。她跟着特务走进审讯室，桌子上赫然放着她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特务头子盯着她的眼睛，恶狠狠地问：“徐仲航是共产党，你给他写信，说，你们是什么关系？” 沈安娜瞥了一眼桌上的信，嘴角反而勾起一抹笑：“长官说笑了，我一个小小的速记员，怎么会认识什么共产党。我给徐先生写信，是想跟他借钱。” 特务头子显然不信，他抓起信，指着上面的暗语：“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是借钱？你当我是傻子？” 沈安娜不慌不忙地解释：“长官有所不知，徐先生以前帮过我家的忙，我最近手头紧，想跟他借点钱周转。信里写的那些，是我怕别人偷看，随便写的瞎话。不信您可以去问问，我最近确实在跟同事借钱，家里实在困难。” 她说的是实话，那段时间她故意在办公室里跟同事念叨家里开销大，还真向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借过钱，这些细节都是她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提前布下的棋子。 特务头子还是不信，他让人把沈安娜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又去她家里搜查，结果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找到。沈安娜的丈夫华明之也是地下党员，两人早就把情报文件和密码本藏在了极其隐蔽的地方，敌人根本无从查起。特务们又审问了沈安娜一整天，用尽了威逼利诱的手段，沈安娜始终咬定自己是借钱，别的一概不知。 更关键的是，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机关的人缘极好。她平时为人低调，工作认真，蒋介石等高层都对她的速记技术赞不绝口。有几个国民党的官员还主动站出来为她担保，说她就是个安分守己的速记员，不可能是共产党。特务头子没有证据，又碍于沈安娜的身份特殊，不敢轻易对她下手，最后只能把她放了。 走出审讯室的那一刻，阳光照在沈安娜的脸上，她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她知道，这次能化险为夷，靠的不是运气，是提前做好的万全准备，是面对敌人时的沉着冷静。她回到家，华明之正焦急地等着她，两人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潜伏还要继续，情报工作不能停。 后来，沈安娜又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潜伏了十几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先后在数百次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获取了大量核心机密情报，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问她，当时面对特务的审问，怕不怕。沈安娜笑着说：“怕啊，怎么不怕。可我一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想到千千万万革命同志的安危，就什么都不怕了。” 徐仲航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地下党的信息，后来被营救出狱。他和沈安娜再次见面时，提起那封差点惹来大祸的信，两人都感慨万千。那段烽火岁月里，无数像沈安娜、徐仲航这样的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在刀尖上行走，用智慧和勇气守护着革命的火种。 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他们的故事，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才有了后来的革命胜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